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理论是综合应用列宁时代的政治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批评的新的政治批评理论。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理论的切入点，在其理论构架中，意识形态批评与政治批评具有同一性与交叉性，它们都是为了揭示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实现问题。伊格尔顿政治批评理论的核心在于研究社会关系及其隐含的权力之争，其中，阶级斗争分析法是其主要的理论模式，它是伊格尔顿对传统政治批评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为了弥补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脱离政治实践的理论局限，伊格尔顿重新确立了批评的社会功能，并将其视为政治批评理论的主旨。通过对各种观念之争的辨析，伊格尔顿间接表达了关于现实政治的个人看法与政治立场，从而实现其批评的社会价值。政治批评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要打破生活关系中的权力制约，实现一种真正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　　伊格尔顿对文学文本的政治批评受到古典修辞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他将文学形式的转变看作是意识形态变化的风向标，并强调文学形式变化和意识形态变化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称关系。作家创作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作家融合和改变传统的文学形式，每一次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都既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具有新的意识形态意义。它们共同体现了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伊格尔顿将这些观念贯彻于政治批评的文本实践，既而提出“形式的政治”理论，他视文学形式为文学政治属性的承载者。此外，伊格尔顿综合马克思价值理论、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以及德国接受美学理论，提出从关系角度来定位文学价值，即文学的价值并不单独存在于作家、作品或读者身上，而是产生于他们的相互关系之中。　　伊格尔顿对资产阶级批评理论的肯定与批判是针对其政治功能而言的。一方面，资产阶级批评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权的确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18世纪开始，英国文学观念的每一次转变都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及政治目的，它们与英帝国主义的成长息息相关，各派英国文学研究所主张的文学观念也代表着各阶级的利益需求。美学的功能同样如此，从政治实践来看，美学有利于统治者培养新的主体并超越传统的专制统治，美学的产生正是为了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者克服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并实现真正的领导权。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批评理论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引导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之间的争论更多的体现为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　　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政治批评是他对当前左派政治的理论总结。他将后现代主义理论视为政治左派在遭遇重大政治失败后的理论转移，政治失败因此成为伊格尔顿解释一切后现代主义问题的重要立场。后现代主义是左派激进运动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也是对经典形式激进政治学的一种替换。后现代主义所信奉的理论信条，诸如差异、无政府主义、含混与不确定性、反总体性、无主体等等，都与这场政治的溃败有关。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批判明显带有政治化约主义倾向，他过于简单地处理了1968年“五月风暴”事件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只从单一的政治角度阐释后现代主义的起因也并不适用于全部的后现代主义现象。　　伊格尔顿进行政治批评的同时也在建构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将人的身体解放视为理想政治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身体理论是其主要的理论资源。女性主义作为政治过程中一个具有关联作用的有效点而被伊格尔顿所重视，他认为理想政治模式的构成与实现，女性起着关键作用。女性的某些文化品德，诸如虚静、谦让、感性、柔和等等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品质，女性也是有望改革现有政治的潜在力量，女性主义因此成为政治批评的理论试验田。最后，伊格尔顿设想在更大规模上建立类似于爵士乐团这样的社群，这种社群的重点不在于它最终能够实现什么功利性的或严肃的形而上目的，而在于让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并且获得快乐。这是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审美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综合与应用。“爵士乐团”是未来社会人际关系的审美实现，也是伊格尔顿伦理政治及审美政治化思想的最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