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随着物质成瘾问题范围的不断扩大,物质成瘾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程度加深,这已成为世界都关心的社会问题。调查和临床实践表明,物质依赖者能摆脱对毒品的生理依赖,但对毒品的强迫性心理依赖或心瘾却很难戒除。探讨物质依赖者应对方式与家庭教养、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为物质依赖者心瘾的戒除和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在文献综述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物质依赖者的家庭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均不同于健康人群； (2)家庭教养方式、应对方式、是否独生、生源地、文化水平、主要滥用毒品种类均有可能是物质依赖者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3)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使物质依赖者对生活压力也有不同的应对,还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调节作用,影响物质依赖者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此模型在物质依赖者和健康人群之间存在差异,应对方式作为中介的解释度在两个不同的人群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的测量工具旨在验证假设。研究选用了简式父母教养问卷中文版自陈式量表(s-EMBU-c)、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SE)中文版,并结合自编的物质依赖者一般情况问卷和吸毒情况问卷,对某自愿戒毒中心按照研究组的入组标准和排除标准随机选取在院男病人——物质依赖者240名作为研究组,获214个有效研究样本,并按对照组的入组标准和排除标准在社会上招募240名健康人群,获209个有效对照样本。初步探索了物质依赖者的家庭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三者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成果：(1)与健康人群相比,物质依赖者其父母教养方式更倾向于拒绝(t=3.67,p<0.001)和过度保护(t=6.48,p<0.001),而较少地出现情感温暖的父母教养方式(t=-3.42,p<0.01)； (2)物质依赖者比健康人群更倾向于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t=5.58,p<0.001)； (3)物质依赖者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SE)显著低于健康人群(t=-4.04,p<0.001)； (4)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物质依赖者群体中,RESE与家庭教养方式的情感温暖因子(r=0.12,p<0.05)、应对方式的积极应对因子(r=0.38,p<0.001)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应对方式的消极应对因子(r=-0.22,p<0.01)存在显著负相关；在物质依赖者的积极应对方面,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不存在相关,而且物质依赖者的家庭教养方式的三个因子与积极应对均不存在相关；在物质依赖者的消极应对方面,消极应对与家庭教养方式的拒绝因子(r=0.23,p<0.01)和过度保护(r=0.20,p<0.01)因子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家庭教养方式的情感温暖因子(r=0.13,p<0.05)亦存在显著正相关；(5)多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应对(Beta=0.40, t=6.52, p<0.001)和消极应对(Beta=-0.25,t=-4.09,p<0.001)能有效预测物质依赖者的RESE,是其影响因素；(6)物质依赖者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消极应对在父母情感温暖和RESE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值的25.2%； (7)健康人群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消极应对在父母情感温暖和RESE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值的11.1%；(8)消极应对作为家庭教养方式和RESE间的中介的解释度在物质依赖者和健康人群间存在差异。结论：综上所述,物质依赖者的家庭教养方式、应对方式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均有别于健康人群,家庭教养是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基础,消极应对方式使得物质依赖行为反复甚至呈现病态,直至无法自拔,最终导致物质依赖者的自信水平、情绪调节方面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较健康人群的低；并且,在物质依赖者群体中,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做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积极应对还是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对物质依赖者的成瘾治疗可以家庭治疗和压力管理方面进行干预,强化其积极应对方式,从而提高其调节和管理情绪的自信水平和把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