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下,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演变的过程,特殊的国际环境与满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使这一时期呈现出以民族国家建构为主导的特征。通过教育实现救亡图存,通过教育建构民族国家,通过教育实现民富国强,这已经成为当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德国和日本因为教育,尤其是近代高等教育而崛起的神话,更是刺激着精英们的神经,因此,建构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近代大学制度成为精英们的首要选项,近代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也成为必然。四川大学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创建宗旨以及在“国立化”进程和抗战“大后方建设”的史实,都充分证明了四川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特征。具体而言：1902年,“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创建(即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进士出生的翰林编修胡峻被推举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校长,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神圣使命,深知四川大学对于西南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国之治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高等学堂要“仰副国家,造就通才”。由此可见,以胡峻为代表的四川当局和士绅举办近代大学的目的,与蔡元培在《大学令》里提出的“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如出一辙,即要应对“国家之治乱”必须发展“国家之教育”,培养“国家之人才”川大的国立化是二三十年代国家统一运动的一部分,“国立化”不仅是国家统一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更是一种统一的手段和象征。而且,它展示了中央和地方在一个特定空间围绕着“国家”这一深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所产生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启示我们对近代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特征的独特性进行思考,同时,身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大学对二者的应对使问题突破了狭义教育的领域,揭示出那一时期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川大师生和其他迁移到内地的中国近代大学一样,以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使命,默默忍受,更加刻苦地治学研究,为民族国家的存亡和复兴保存学术和希望的种子。与此同时,中央势力也全面深入,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为我们思考近代大学在民族国家进程中国家主义取向的复杂性和时代烙印留下了更广阔的空间。本文试图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大学这一既有特色又具典型意义的高等教育发展史案例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作一具体剖析,以期呈现中国近代大学国家主义取向的历程和这种取向下近代大学的时代烙印和特质,并对国家主义取向的现代走向与价值进行思考,为当代大学有所借鉴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