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他的作品中传给后代的，不就是他的个性?要是他的个性不比任何人更巨大，要是个性不是占主要的，他的创作就是无色彩而苍白的。就因为如此，每一个伟大的诗人的创作都是一种完全特殊的世界。”郁达夫一步入文坛，就以他独树一帜的个性和文风给“五四”文学带来了“一种完全特殊的世界”。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宣扬了“希望被爱”和“必须被爱”的生活原有的本真状态，张扬了人的力量和欢乐的源泉——性爱，郁达夫在其作品中深入探讨男女间最隐秘的情感，展示两性间的需要和对抗，执着地向人性领域深入。笔者试图分析郁达夫小说中的两性形象，论述两性关系，深层次地挖掘潜藏在其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郁达夫关注女性，对女人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和理解，他同情、需要女性，迷恋她们的抚慰，但同时郁达夫身上明显残存着浓重的封建意识和传统的士大夫情趣，他轻视、玩弄女性，更多的是在对女性的同情中获得心理安慰。他小说中的女性可以归为四类：妖冶放荡的女性、纯洁活泼的女性、丑陋鲁钝的女性、自立坚强的女性。面对女性，郁达夫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一方面是软弱、卑琐、自怜自艾，另一方面靠弱化女性来强化自身，扮演保护者的角色，证实男性虚弱的强大。同样，男性形象也可以归为四类：沉迷于感官的欲望者、渴望慰籍的“心理弱童”以保护者自居的“伟丈夫”以及人生战场的失败者。男人、女人不是对立的两大阵营，两性之间既互需又对抗。郁达夫不断地探讨两性关系，追求两性间的和谐发展，他成功借鉴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民族文学的两大传统模式——“才子佳人”和“倡优士子”，注入了新的社会内涵；在革命时代，郁达夫也给“性”批上政治这件时尚的外衣，塑造了“革命男女”形象；此外，他大胆闯入同性恋的禁区，将同性恋看作是人性的一部分。对人性的表现不该有任何方面的限制，文学可以从任何角度切入对人性的挖掘。郁达夫作品中看似低级趣味的性爱描写及同性恋、乱伦的涉及只是一层迷离的外衣，揭开它，我们将发现他持久关注的是一个十分严肃深刻的社会问题。郁达夫偏爱两性关系及性爱叙事并非偶然，这和他的成长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外国文学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独、忧郁的童年使他早熟、敏感；日本留学期间，民族歧视和性的压抑使他苦闷、自卑；大量的阅读让他接触了自然主义和日本“私”小说并深受影响；回国后，“人的发现”使得一时间文学创作大都从婚姻恋爱、两性关系入手，郁达夫也不例外。这一切促使他病态地依赖女人的抚慰，以一个情感弱童的姿态重复着对爱情的呼唤。其实郁达夫的性观念和性别意识始终处于混沌矛盾的状态，他缺乏自觉的女性解放意识，但却以他逃避、退缩的消极姿态无意中消解了男性神话，郁达夫正是用男性的委琐和无能为女性解放运动贡献了力量。郁达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一个”，他以忧伤的文字探讨着复杂的人性，具有跨时空的人性意义，蕴含了巨大的美学空间。正如黎锦明先生所说：“对于郁达夫的作品，我们完全不能拿出那批评家口边的艺术价值哇、道德标准哇、思想范围哇……去鉴赏。他的作品价值是说不出的一种价值，那价值……是使我们同情、悲伤、忧郁……的原素。其实，真的文艺无上的价值也就在这里”。沈从文更是充分肯定其“说明自己，分析自己，刻画自己”的气概，严肃地指出“一个男子，一个端重的对生存不儿戏的男子，他却不能嘲笑郁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