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矛盾开始凸现。从分配的角度看,结构矛盾主要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扭曲乃至失衡的态势。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劳动收入份额由1998年的59.3%下降至2007年最低点52.9%,已经连续下降长达10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已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本文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研究切入点,旨在考察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及其原因,主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份额是如何变动的,且何以在近10年中连续下降?本文将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大层面以及增长、转型和开放三大视角展开研究,并分解为四个子问题。(1)从宏观层面看,经济要素的不同增长速率如何影响要素问的分配关系?(2)从地区层面看,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作用如何?(3)从行业层面看,贸易模式改变如何导致工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4)从企业微观层面看,企业异质性对于企业内部劳动和资本要素分配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第一章为导言。第二章综述了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的理论和实证进展,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及其理论解释均有待进一步研究。据此,第三至第六章围绕上述四个问题,通过构建模型、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探寻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机理。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指出了不足之处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宏观层面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及其原因。利用大样本的个体微观数据,将劳动要素进一步划分为原始劳动和人力资本,从而发现1988至2007年我国人力资本收入份额显著提升以及原始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本文扩展了MRW增长模型,发现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入力资本和原始劳动三要素的非均衡增长密切相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增长带来其收入份额的增长,原始劳动缓慢增加使其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利用1995至2007年的要素增长数据,我们发现在1998至2006年间,物质资本稳定增长、人力资本增速放缓以及原始劳动的负增长是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以及原始劳动缓慢增长,究其原因,不外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回报不匹配,因此,提高这部分劳动者报酬,是实现和谐分配关系的主要途径。其次,从地区层面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机理。利用1978至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各地区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出的变动后,我们发现报酬和产值变动的影响相对重要,就业变动的影响则相对次要。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变动是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因而本研究支持“库兹涅茨事实”而非“卡尔多事实”。再次,从行业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其原因。通过对1993至2007年工业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并不足以解释近年来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工业行业内部的经济因素显得更为重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国有垄断力量下降致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分段回归表明,贸易模式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在进出口高度相关的珠三角加工贸易时代,进口渗透率促进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而在出口型加工贸易的长三角时代,进口渗透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下降是企业降低原料和劳动成本的结果。因此,在不同阶段,进口渗透率所体现的贸易模式的作用机理亦不同。最后,从微观企业视角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因素。利用世界银行企业微观数据,发现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构建微观企业的理论模型,我们认为企业异质性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我们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国企改制、民营化、外资进入产生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认为所有制结构变动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由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扭曲下降、经济效率提升的正向冲击引起的。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我们直接验证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因素背后的机理。如对改制企业的时间序列追踪,发现改制企业在两年后生产效率迅速提升,从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通过考察政府与企业关系,论证了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存在显著竞争效应。并发现出口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与非出口型企业相比显著偏低,这意味着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的负效应。我们认为我国出口型企业的“外资引导”特征是新古典贸易模型预测失效的原因。尽管我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研究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但我们得到的政策含义是内在一致的。首先,理解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必须将生产与分配相联系,而不能将两者单独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制定旨在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时,应避免只关心分配而忽略生产问题。其次,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也须与我国经济转型与开放相联系,转型和开放特征是我国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最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可能是经济效率快速提升引起的,亦可能是劳动报酬的缓慢增长引起的。对于经济效率提升带来的冲击,政府不应过多加以干预,而对于各种扭曲要素分配、阻碍劳动报酬增长的政策则需加以调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文遵循了度量、分解和解释三个步骤,其创新和贡献在于三大方面：(1)现有研究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作为不争的事实,然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仍不够准确。本文收集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最新资料,利用就业信息修正了统计口径不一致之处,为研究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系统的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2)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多个角度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分解,从而有助于分析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原因和机理。如第三章将劳动要素进一步划分为原始劳动和人力资本,动态地探讨了经济要素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出的变动,探讨各经济因素如何通过这三大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3)在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因素时,本文强调对外开放因素的影响,将贸易模式变动作为解释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具有较鲜明的中国特色。利用企业异质性解释所有制结构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在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