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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主体金融行为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不管在现代金融理论还是在新兴的行为金融理论中，对主体金融行为的研究是进一步探究资产定价与金融市场的基础，属于微观金融理论的重要内容。在金融行为的研究体系中，探究行为的影响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主流研究中，目前国内外学者选取的行为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因素，如宏观经济因素、国家政策因素、技术因素（如互联网）等；另一类是微观因素，这类因素主要聚焦到主体生理、心理特征及其社会环境特征。而在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现代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因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同，故选取的影响因素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现代金融理论把金融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假设和有效市场的基础上，推导出证券市场的均衡模型。因此在传统主流的微观金融框架下，完全理性的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只有两个，即“最大化自身收益与效用”这一动机因素与“风险态度”，其中风险态度是重要的研究变量，一般通过主体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来衡量。而行为金融理论在将心理学分析引入金融学后，批判了理性假设与有效市场假设，聚焦分析主体的行为偏差及其影响因素，对主体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扩展到了人口统计特征因素、社会环境因素、认知因素、心理因素等。近年来社会互动因素与金融素养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
随着研究的发展与学科的融合，金融行为影响因素的选取越来越不受学科领域的限制，目前常见的金融行为影响因素涉及领域包括金融经济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及社会学领域等，影响因素选取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从研究的结果来看，因其跨学科的分析特征故实证结论也能揭示更多真实的情况。但笔者认为目前绝大部分文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均只注重对金融行为与影响因素作基本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而未对影响因素指标的内涵结构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机制作深入分析，比如，具体探究金融素养的内涵架构及其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机制；二是在选取行为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大部分研究均只考虑引入一些创新因子作计量实证分析，却缺乏新引入因子与前人已实证选取因子间关系的讨论，即未考虑选取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如社会互动与风险态度的关系，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的关系等。
因此，本文在目前众多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中选取出两个主要影响因素——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梳理和探究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理论分析推导出两者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机制。
首先，借鉴和梳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详细地介绍和讨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脉络以及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的研究成果。因为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个领域各自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因此本文先对其各自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分类梳理，然后对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关系的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
接着，以风险态度作为逻辑起点，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梳理，并参考Grable(2008)提出的风险态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及朱涛、吴宣文（2016），周亭孜（2017）的研究成果，引入分属综合沉淀因素的金融素养因素，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其对风险态度的影响关系，据此构建起一个风险态度三因素理论机制。然后，再结合心理学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推导出了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机制，具体包括两部分：一是风险态度对金融行为的直接影响机制，二是以风险态度为中介变量的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间接影响机制。
最后，结合西南财经大学财商研究中心2017年10月-12月“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以风险态度三因素机制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风险态度的影响关系。实证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取合适的风险态度测度指标；二是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风险态度的影响；三是检验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基础数据分析与实证分析中，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四个结论：第一，本次调查项目中，大学生群体金融素养总指标得分为2.816分，按100分制计算为56.32分，尚未达到60分及格线，整体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第二，本次调查项目中，大学生群体风险态度总指标为2.201分，这表明大学生群体风险态度具有风险厌恶的倾向性，且样本中只有74位被试的风险态度属于外显态度，占比为7.64%，这表明本次调查项目样本群体的风险态度属于内隐态度。第三，当被试的风险态度属于内隐态度时，需要重点考虑和分析被试对信息的非理性认知，此时仅依凭一道题目搜集的数据所构建的风险态度指标不是对风险态度的最优测度。第四，金融素养对风险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金融素养越高，主体越具有风险喜好的倾向性。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使用西南财经大学财商研究中心2017年10月-12月“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系统考察了大学生群体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的现状及其分布特征。且本次调查项目的问卷覆盖了三省一市的九所高校经管类和非经管类院校，有效问卷为968份，与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于2013年开展的“大学生金融素养、金融教育与金融行为”调查项目相比，样本覆盖区域更广，有效问卷数量更多，因而数据及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第二，在借鉴和融合心理学与金融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现代金融理论中的关键变量“风险态度”参照心理学对态度的研究进行心理化解构，丰富了金融经济学领域风险态度的内涵架构，具体包括风险认知，对风险的情感反射及行为倾向三方面，可分为风险外显态度与风险内隐态度两类。并基于实证分析判定对风险态度的测度应包括风险认知，对风险的情感反射及行为倾向三方面的内容，尤其对风险内隐态度而言，更应考虑主体对风险的非理性认知因素。
第三，结合西南财经大学财商研究中心的理论成果，从情景维度、内容维度、指标维度及生命周期维度四维一体的逻辑架构出发构建金融素养指标，与现阶段大部分研究中从基础和高级两个角度来构建金融素养指标相比，指标构建更为立体、系统，从而推进了金融素养研究，尤其金融素养指标测度研究的发展。
第四，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将金融素养引入风险态度影响因素之中，对主流研究中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重新分类梳理，进而构建了风险态度三因素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基于理论分析推导出风险态度、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机制。
第五，以风险态度三因素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西南财经大学财商研究中心2017年10月-12月“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风险态度的影响。
现代金融理论把金融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根据均衡原理，在理性假设和有效市场的基础上，推导出证券市场的均衡模型。因此在传统主流的微观金融框架下，完全理性的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只有两个，即“最大化自身收益与效用”这一动机因素与“风险态度”，其中风险态度是重要的研究变量，一般通过主体效用函数的二阶导数来衡量。而行为金融理论在将心理学分析引入金融学后，批判了理性假设与有效市场假设，聚焦分析主体的行为偏差及其影响因素，对主体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扩展到了人口统计特征因素、社会环境因素、认知因素、心理因素等。近年来社会互动因素与金融素养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
随着研究的发展与学科的融合，金融行为影响因素的选取越来越不受学科领域的限制，目前常见的金融行为影响因素涉及领域包括金融经济学领域、心理学领域及社会学领域等，影响因素选取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从研究的结果来看，因其跨学科的分析特征故实证结论也能揭示更多真实的情况。但笔者认为目前绝大部分文献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均只注重对金融行为与影响因素作基本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而未对影响因素指标的内涵结构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机制作深入分析，比如，具体探究金融素养的内涵架构及其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机制；二是在选取行为影响因素的过程中，大部分研究均只考虑引入一些创新因子作计量实证分析，却缺乏新引入因子与前人已实证选取因子间关系的讨论，即未考虑选取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如社会互动与风险态度的关系，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的关系等。
因此，本文在目前众多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中选取出两个主要影响因素——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梳理和探究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理论分析推导出两者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机制。
首先，借鉴和梳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详细地介绍和讨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脉络以及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的研究成果。因为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个领域各自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因此本文先对其各自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分类梳理，然后对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关系的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
接着，以风险态度作为逻辑起点，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梳理，并参考Grable(2008)提出的风险态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及朱涛、吴宣文（2016），周亭孜（2017）的研究成果，引入分属综合沉淀因素的金融素养因素，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其对风险态度的影响关系，据此构建起一个风险态度三因素理论机制。然后，再结合心理学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推导出了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机制，具体包括两部分：一是风险态度对金融行为的直接影响机制，二是以风险态度为中介变量的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间接影响机制。
最后，结合西南财经大学财商研究中心2017年10月-12月“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以风险态度三因素机制为理论基础，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风险态度的影响关系。实证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取合适的风险态度测度指标；二是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风险态度的影响；三是检验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基础数据分析与实证分析中，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四个结论：第一，本次调查项目中，大学生群体金融素养总指标得分为2.816分，按100分制计算为56.32分，尚未达到60分及格线，整体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第二，本次调查项目中，大学生群体风险态度总指标为2.201分，这表明大学生群体风险态度具有风险厌恶的倾向性，且样本中只有74位被试的风险态度属于外显态度，占比为7.64%，这表明本次调查项目样本群体的风险态度属于内隐态度。第三，当被试的风险态度属于内隐态度时，需要重点考虑和分析被试对信息的非理性认知，此时仅依凭一道题目搜集的数据所构建的风险态度指标不是对风险态度的最优测度。第四，金融素养对风险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金融素养越高，主体越具有风险喜好的倾向性。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使用西南财经大学财商研究中心2017年10月-12月“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系统考察了大学生群体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的现状及其分布特征。且本次调查项目的问卷覆盖了三省一市的九所高校经管类和非经管类院校，有效问卷为968份，与东南大学金融素养理论与教育研究所于2013年开展的“大学生金融素养、金融教育与金融行为”调查项目相比，样本覆盖区域更广，有效问卷数量更多，因而数据及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第二，在借鉴和融合心理学与金融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将现代金融理论中的关键变量“风险态度”参照心理学对态度的研究进行心理化解构，丰富了金融经济学领域风险态度的内涵架构，具体包括风险认知，对风险的情感反射及行为倾向三方面，可分为风险外显态度与风险内隐态度两类。并基于实证分析判定对风险态度的测度应包括风险认知，对风险的情感反射及行为倾向三方面的内容，尤其对风险内隐态度而言，更应考虑主体对风险的非理性认知因素。
第三，结合西南财经大学财商研究中心的理论成果，从情景维度、内容维度、指标维度及生命周期维度四维一体的逻辑架构出发构建金融素养指标，与现阶段大部分研究中从基础和高级两个角度来构建金融素养指标相比，指标构建更为立体、系统，从而推进了金融素养研究，尤其金融素养指标测度研究的发展。
第四，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将金融素养引入风险态度影响因素之中，对主流研究中风险态度的影响因素进行重新分类梳理，进而构建了风险态度三因素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基于理论分析推导出风险态度、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机制。
第五，以风险态度三因素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西南财经大学财商研究中心2017年10月-12月“大学生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风险态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