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之一,在1940年代“救亡压倒启蒙”的背景下却达到了自身诗歌创作的一个高潮。其抗战诗歌中的思想深度和诗学美感打破了 193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瓶颈,而在艺术与现实极为对立的年代,穆旦诗歌及诗学观念更是呈现出极为复杂的“自我”与“世界”的矛盾状态以及现实中对战争的思考状态。文章将从穆旦提出的“新的抒情”的诗学理念出发,梳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诗坛分歧与诗歌发展困境,确定穆旦诗学理念与诗歌创作的历时性关系,同时从诗歌文本及诗人战争期间的生命经验切入,讨论“新的抒情”的提出及后来的转向,力图从文本的“裂痕”及文史互证的角度讨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被深化阐述的可能及其创作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启示。文章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研究“新的抒情”提出的背景、内涵与具体的诗歌实践。穆旦在抗战初期提出“新的抒情”这一诗学观念,既是对抗战前发展至“巅峰”的“知性诗歌”的一种回应,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诗人作为“个体”对时代精神与个人经验、现实状况与诗学理论关系的思考。其中包含了穆旦在战争环境下寻找到的一种存在于诗歌与政治间的弹性关系,更是其对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大胆构想。而随着个体生命体验的丰富和抗战形式的变化,“新的抒情”从提出到“突破”,其内涵不断深化,诗学美感也呈现出多重样貌。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内,“三千里步行”与“中国远征军”经历都成为穆旦人生和诗歌的转折点。第二,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及诗人生命体验的丰富,穆旦诗歌中的“矛盾”与“困境”逐渐凸显。人与世界、历史所处的双重对立关系的思考进入穆旦的诗歌表达,同时,历史的线性与非线性发展同战争杂糅,也带来诗人对战争的新的思考。抗战中的现代主义诗人多面临“失语”局面或随波逐流创作“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而穆旦却将其思考注入创作,从而带来了新诗发展的新维度,但此时“新的抒情”中原有的昂扬与激情却化作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三,穆旦抗战诗歌中的“言语策略”成为诗歌精神进行有效表达的重要方式,即不仅完成了诗歌内容的表述,同时具有极强的语言自指性意义。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颇深的穆旦,其诗歌语言中打上了深深地现代主义技法,诗歌中的张力体现在反讽技法的使用,抒情视角的转换以及诗歌形式的变化上等。穆旦抗战诗歌中的“言语策略”更新了新诗诗歌语言的审美维度,同时以其独到的言语策略传达出诗人的诗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