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密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个条约,是国民党战后接收东北的“法理”依据,也是制约其在东北发展的沉重“枷锁”。为应对挑战,国民政府组建了以熊式辉、张嘉墩为中心的“东北行营”着手接收事宜。熊式辉一行与苏方马林诺夫斯基等就国民党军东北登陆地点和方式进行了四次正式谈判,但收效甚微。苏方依然在海、陆、空三方面限制或迁延国民党军大规模进发东北。为因应国内舆论及寻求国际同情,“东北行营”奉命撤回关内,中苏谈判陷入僵局。国民党为避免与苏方的彻底决裂,留下张嘉璈继续与苏方尝试以经济交涉为重点的谈判。中苏双方的各持己见、大规模反苏游行的爆发以及国民党内部决策者与执行者意见不一等原因,使中苏经济五次谈判举步维艰。随着苏军的撤离,经济交涉不了了之,东北问题于是由外交问题转为国共内部之争。国共“四平之争”是双方在苏军撤离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斗争,双方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图。战后国共在东北的格局大致形成,双方力量成胶着状态。此种动态平衡维系约一年之久,次年夏季的“四平保卫战”则是国共东北形势发生逆转的重要标志。国共在东北的战争,不仅关系国共在东北军事力量的消长,而且由关外延及关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此后的命运,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世界冷战的形成。本文分别以《熊式辉日记》和《张嘉璈日记》等当事人的史料为中心,参照其他历史文献资料,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东北问题”的演变态势进行了跟踪式、全景式的勾勒,厘清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同时对战后中苏、美苏、中美等国关系提供一种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