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是一个长期困扰世界各国的普遍性社会问题,它的高发性、危害性和复杂性威胁着全球大多数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6年调查研究显示,2/3的受访学生曾经遭遇过校园欺凌,2016年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委托相关课题组对全国范围29个县市的一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遭受了校园欺凌的中小学生高达1/3多。校园欺凌不但影响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对中小学安全稳定工作造成严重威胁。随着各类恶性校园欺凌事件频频曝光,社会公众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法律界定和责任追究普遍存在困惑,并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治理产生忧虑和担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教育领域作为实现国家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教成为解决教育领域问题的基本路径和重要保障。校园欺凌作为学校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特殊的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依法治理无疑是根本路径,并对校园欺凌的治理发挥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面对一些引发社会舆论的恶性校园欺凌事件,校园欺凌“诉后脱管、惩戒乏力”的基本态势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和极度反差,某种程度上现行法律体系未能肩负起公众对法治的期待。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基于儿童权益保护视角,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惩罚”之间寻求兼具教育与矫治的可行之策,通过完善惩戒体系,弥补校园欺凌治理中现行法律的种种缺憾,促进校园欺凌惩戒在校园欺凌治理中真正发挥效能。目前我国在法律层面尚无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立法,校园欺凌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教育惩戒和法律矫正措施。因此,治理校园欺凌亟需树立法治思维,完善校园欺凌法律治理体系,加强依法治校,有效防治校园欺凌。本研究在法治理念的指导下,首先阐释校园欺凌基本理论,分析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同时澄清了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校园欺负、校园霸凌、学生间的一般冲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为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扫清障碍。其次,基于对我国校园欺凌立法现状的现实考察,分析当前依法治理校园欺凌进程中的现实困境:一是制度层面,法律缺少对“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未对“校园欺凌”“校园暴力”“学生间的嬉闹”等相近概念进行辨析。直接规制校园欺凌的法律位阶较低,校园欺凌的防范与处理机制不够健全,立法层面在构建校园欺凌的协同治理机制,发挥政府、学校、家庭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的监管合力等方面有待完善。二是实践层面,现行法律对校园欺凌行为“惩戒不足,保护有余”,基于私权利的侵权责任追究形同虚设,民事责任多由监护人和学校承担,而欺凌行为人本身无须承担任何民事侵权责任,其自身并未感受到侵权的法律制裁,因此法治效果不容乐观。基于公权力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规定过于宽纵,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责任追究的责任年龄庇护,未达到法定标准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加之教师教育权力危机导致教育惩戒严重缺位,父母和其他监护人问责机制不完善导致家庭管教流于表面,校园欺凌行为法律规制欠缺中间性处罚措施等原因,司法矫正措施的多样化、体系化和程序性尚需不断加强和完善。最后,通过对国外校园欺凌立法背景、立法体例、立法现状和法律效果等方面的归纳总结和分析借鉴,提出完善我国校园欺凌法律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实现路径。我国校园欺凌法律治理应当秉承依法治理、协同治理、儿童权益保护为中心以及合理惩戒等基本理念,一是正确认识校园欺凌现象及其本质,既要高度重视校园欺凌的社会危害性,对校园欺凌现象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又要确保媒体对校园欺凌的客观报道,引导大众理性认识校园欺凌,避免因过渡渲染而出现社会焦虑;二是构建以《反校园欺凌法》为中心的综合性专门立法模式,为校园欺凌法律规制奠定基础;三是完善校园欺凌惩戒机制和法律规制体系,通过构建分级干预体系,完善校园欺凌法律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