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不动产买卖合同纠纷中涌现出一方当事人借由主张不动产合同无效而获取超出合同预期利益（房屋增值部分或者拆迁安置利益）的案例,在主张合同无效时,毁约方将得以从现有的法律框架中谋求更大的利益。如果不对毁约方的此种背信行为加以规制,放任其利用现有的法律制度完成毁约,不仅会使得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因此获益,还会损害正常的社会交易秩序、破坏了大众对于诚信原则、公平正义的认知,助长不正之风乃至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和偏离民法应有的价值导向。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当前借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毁约型案件的裁判司法现状,总结发现目前国内对于该类型的案件呈现出两种裁判倾向,一种径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合同无效并裁判毁约方承担相关责任,另一种是依据诚信原则禁止毁约方主张合同无效甚至是确认合同有效,迫使双方当事人继续履约以规制背信行为。对于后一裁判倾向,司法实践中径行以诚信原则认定合同有效的情形有待商榷,因为其有以一般原则替代具体规则的趋势。而本文为规制借合同无效毁约获利之情形,提出来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适用以及缔约过失制度的适用等多种路径,寻求最佳的解释方案。本文除导论和结论外,共分三章。第一章旨在通过分析当前司法实务和学界对于诚信原则在借不动产买卖合同无效毁约型案件中的适用,总结出诚信原则排除合同无效规则和修正合同无效规则两个裁判路径,结合目前司法实务裁判案例中说理部分的理论瑕疵,得出诚信原则无法阻却合同无效的结论。第二章从毁约获益完全剥夺的角度分析不当得利和不法原因给付这两种路径规制不法获益的局限性。但因毁约方的获益与守约方的损失并不具备因果关系,因此不当得利制度并不能规制毁约方借合同无效毁约而受有利益之情事。不当得利中受损人仅能要求得利人返还具有因果关系的利益及其孳息,其并不具备预防与惩罚的规范功能,在返还效果上无法完全实现规制借无效毁约之情事,因此在解释论上以不当得利制度规制背信行为存在局限性。域外法则对违法合同无效返还问题有专门的规则予以规范:大陆法系提出“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返还”返还限制规则,而英美法系则发展出禁止返还规则,对此亦有学者主张予以借鉴,以弥合我国立法上的空白。但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作为无效返还的限制或例外,规则本身在理论上仍有疑窦,存在进一步阐明的必要。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立法并未有相近制度,故而在引入之时又要面对本土化解释的压力,相比较于诚信原则修正路径,妥当性论证任务更加繁重。因此在解释论上引入不法原因给付制度规制背信行为亦存在局限性。第三章首先从《民法典》第157条第2句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出发,讨论缔约过失责任在借合同违法无效情形中适用的正当性,然后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展开具体分析,最后讨论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不应局限于传统观点中的“信赖利益”,应将损害赔偿的范围予以扩张,不仅包含履约准备费用,还应包含因合同正常履行而产生的期待利益（房屋增值部分或者拆迁安置利益）。在个案确定损害赔偿标准时,需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增值范围等综合考量分配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