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英国迅速完成重占香港的战略目标,为了保证香港经济社会的重建,英国继续保持香港“全面开放”的贸易政策,以保护香港转口贸易的自由。国共内战亦没有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态度,仅以对香港的“有限禁运”政策,满足美国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来自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压力,英国在扩大香港禁运清单问题上采取“拖延”避谈的手段。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虽有意缓和美国的对港贸易政策,但其外交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在缓和行动无果的情况下,基于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视,英国开始扩大香港的禁运清单。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国与西方短兵相接,但英国仍然坚持对香港的禁运物资实行“有选择性”的管制。联合国额外措施委员会调停朝鲜战火失败后,英国对港禁运的压力不断地加大。对华多边禁运体系形成后,英国在此压力下,被迫对香港采取“两面禁运”的政策。禁运给香港和英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朝鲜战争后,来自商业界的呼声以及英国对香港“橱窗”地位的重新确定,使英国开始为松动香港禁运,积极同美国进行外交磋商。在英美将香港作为西方对华遏制的远东“桥头堡”的意见达成共识后,英国开始尝试单方面放松香港的贸易管制,在英国的努力下,朝鲜战争后,放松香港贸易管制的趋势最终得以形成。英国对香港的禁运政策,既与政治因素有关,也深受冷战因素的影响,更离不开其现实主义外交传统。较之于美国,英国对香港“温和”的行动,以及其在“巴统”中的“表率”作用,可以大大缓和美国对香港“激进”的禁运政策。香港贸易政策的放松,不仅有利于中英关系的改善,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冷战而带来的紧张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