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世界贸易形势日益严峻,大量外部风险持续输入国内,同时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内在的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不断出现,我国金融体系风险不断积聚。尤其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我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更加凸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质上要求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媒介的功能,但是目前并没有直接研究金融体系风险作用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文献。因此,本文从金融体系风险的角度出发,探讨宏观层面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反向补充完善了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理论,丰富了金融体系风险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内容,完善了相关金融风险理论的系统研究,有利于相关监管部门更加深刻地认识金融体系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防范化解金融体系风险。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是理论框架的搭建。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发现当金融体系发生风险时,金融体系内部会通过资产负债渠道、职能相似性、业务同质性和从众心理这四条途径进行风险传导和作用;然后,金融体系风险通过抑制金融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造成信贷资源扭曲、加剧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期限错配的负外部性、增加实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和边际产出递减这六条渠道溢出到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下降。其次是实证分析。第一是金融体系风险的测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与宏观因素、银行业风险、保险业风险和证券业风险四个方面相关的19个基础指标构建金融体系风险综合指数（CIFSI）,测算发现我国金融体系风险综合指数在2009年3月到2009年9月、2015年4月到7月、2020年2月到3月三个阶段高于0.5,呈现出阶段性的小高峰,分别对应着全球金融危机波及、2015年股灾和2020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第二是测量我国宏观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基于Wurgler（2000）弹性模型,利用宏观层面的数据测量了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大小,发现我国宏观资本配置效率仍低于世界平均资本配置效率,同时绘制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动趋势图。第三是金融体系风险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利用之前测度的主要指标,并加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经济开放程度这两个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体系风险的确抑制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且这种抑制作用比较强烈。同时,利用改变样本容量法和补充变量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体系风险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抑制作用”这一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最后,根据“金融体系风险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抑制作用”这个结论,提出了三条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一,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具体来说,建立场内和场外监管的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两者的合力,并且适当加大处罚力度,从而形成警戒作用。同时,利用大数据等技术进行监管,整合数据资源,加强金融信息安全保障力度,发挥强大监管效能。第二,拓宽资金融通渠道,促进资金合理配置流动。实体经济作为资金融入方,要积极争取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同时要继续拓展和加强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战略合作,寻求拓展民间资本的转化途径和领域,探索创新型融资手段和途径。第三,努力提高金融体系风险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适配性和协调性。货币政策当局要积极引导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资本供给,精准支持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制定出台金融体系子行业支持科技创新的相关指导文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