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外患迭起,内忧深重,国家、民族徘徊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东方杂志》即在这种背景下诞生。虽然背后的出资方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商业组织,但是和清术众多的政论报刊一样,《东方杂志》的出资者及主持者亦对它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望,且初期的主持者张元济、孟森等人又是坚定的立宪派,于是,这数年间,《东方杂志》一直不遗余力、不惜篇幅地鼓吹立宪。甚至有学者谓“《东方杂志》是期刊中宪政论之最具规模者”。那么,作为一份政治倾向鲜明的刊物,它是如何做立宪宣传的,本文将以政治传播理论为研究视角,从杂志所处的时代背景、主持人的政治经历、杂志内容等方面来做简要探讨。论文第一章首先梳理了政治传播的概念。虽然政治传播活动由来已久,但是到底何谓政治传播,至今学界仍无定论。笔者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政治传播的定义发现,虽然表述不同,但大体上学者们都认为政治传播即关涉政治的传播活动。因此,《东方杂志》在清末的立宪宣传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政治传播活动,本文的研究也就有了学理的依据。此外,第一章还对《东方杂志》本身做了简单介绍,以便为后文的论述奠定基础。论文第二章从主持者及选报来源两个方面论述《东方杂志》的政治倾向,因为这两个方面直接影响着杂志在立宪宣传中的话语表达。对于传播者的研究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本文所框定的时间段即1905.9—1911.5来说,主持者主要有张元济和孟森。作为把关人,张、孟二人的政治经历和立场必然会间接影响到杂志的话语表达。此外,创办初期,《东方杂志》为一份选报类刊物,那么,选择哪些报刊的文章也可从侧面反映其政治立场。论文第三章主要介绍了《东方杂志》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传播学认为任何传播活动无不烙上时代的印迹,《东方杂志》的立宪宣传亦不例外。本章从四个方面：政治、经济、思想、媒介环境来剖析时代与《东方杂志》的关系。政治上遭逢千年未有之变局,上至统治者,下至士人百姓都在思变,专制制度已行将就木；经济上西方列强的侵略逐步深入,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渐趋解体；思想上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激烈较量；媒介环境上新闻自由思想萌芽,清末新闻法制起步。论文第四章为文本分析。本文选取了在1905年9月至1911年5月期间出版的《东方杂志》作为文本研究对象,即从二卷八期至八卷三期,共计70期。确切地说,选取了其中的165篇文章。具体而言,本文从为何立宪、如何立宪、官制改革、教育、地方自治等方面来考察《东方杂志》的清末立宪宣传。在晚清政府崩溃的前夕,君主立宪是风行一时的社会思潮,《东方杂志》作为一份政论性刊物在宣扬立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考察《东方杂志》的立宪言论,或有一定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