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但也将中国长期锁定在国际贸易产业链的低端位置。从出口规模上看,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出口额年均增速远高于全球同期水平。从出口结构上看,1986年后,工业制成品取代初级产品,成为中国主要出口商品;2003年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反超,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但整体而言,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以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区分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受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生育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明显变动,老年人口占比增长迅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受到挤压,人口红利正在消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受此影响,中国传统出口比较优势受到削弱,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型,高技术产业迎来了借势发展的机遇。在此背景下,本文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对把握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进一步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和评述。第二部分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对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出口商品结构等概念进行定义,并阐述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劳动力相关理论以及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为本文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部分现状与特征,首先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现状和特征进行详细的图文分析,之后分别以加工程度、要素密集度、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划分标准,对中国整体以及沿海、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各自的出口商品结构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实证检验及分析,在影响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使用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总体效应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之后进一步引入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质量、居民消费水平3个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最后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第五部分结论及政策建议,首先在前文理论分析、现实基础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即中国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中介效应;之后结合实际情况,为中国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推动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点:第一,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水平入手,以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质量、居民消费水平三条路径为新视角,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口商品结构产生影响的机制,验证并解释了两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第二,本文以商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衡量出口商品结构,弥补了以往要素密集度区分方法难以体现一国或地区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的缺陷,能够更加细致地考察一国或地区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更好地衡量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程度。第三,以往此类研究的实证分析较少使用省级面板数据且时间跨度较短,本文使用2001—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时间跨度大,数据全面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