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的竞争力之间有着相当的关联性，因此，对国有独资公司尤其是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国有独资公司存在的领域非常复杂，它既包括生产特殊产品以及处于特殊行业的国有独资公司，也包括生产一般产品以及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公司，在本文看来，这两类国有独资公司在法律性质上是非常不同的。其中，生产特殊产品以及处于特殊行业的国有独资公司是以实现政府的公共职能为目的的，政府创设此类国有独资公司的目的非为营利，而是为了向社会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以及基于公共利益不适于由市场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也就是说，应然的国有独资公司其实只是政府支持和增进市场以及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职能的延伸，从其存在的宗旨上来看，应属于公法人。而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独资公司与其他公司形态一样均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单纯以实现政府特定的公共职能为目的，政府虽然是竞争领域的国有独资公司的出资人，但作为出资人的政府与作为出资人的其他民事主体没有任何不同，因此，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独资公司具有明显的商事主体的特点，其法律性质为私法人。本文就是以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独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国有独资公司这一公司形态是我国公司法上的一个创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法律构造。国有独资公司虽与一般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有所区别，但它仍然符合一人公司的基本特性，属于特殊的一人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事实上拥有独立财产，而且国家仅就出资部分对公司负责，公司亦以公司之总资产为限对债权人负责，此即已符合一人公司之条件，只不过国有独资公司之一人股东系为国家这一特殊主体，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带来了一些不同于一般一人公司的特殊治理问题。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旨在解决公司的治理问题，而且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对于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绩效的改进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还必须认识到，这种作用仍然是有限的，治理结构只是影响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绩效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方面。本文认为，在公司治理问题上应当走出将治理结构等同于治理机制的认识误区，清醒地认识到公司治理结构制度的有限性，并对市场、政治和社会等对公司治理绩效有着影响的各方面的因素予以足够的重视。国有独资公司治理问题的独特性表现在它兼具一般公司所面临的代理问题、一人公司所面临的控制问题，而且还存在自己所特有的委托人问题，是代理问题、控制问题与委托人问题三大问题的综合症。国有独资公司的代理问题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事实状态与制度设计共同作用的结果。国有独资公司的控制问题则源于<WP=5>政府为公司之一人股东的事实，它表现为股东身份与公司身份的混同，即股东对公司事务较高程度的支配，只是由于国有独资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天然分离，作为国有独资公司的真正股东的国家不可能直接支配公司事务，因此，国有独资公司中的控制问题其实是政府授权的机构或部门对公司事务的较高程度的支配，这种支配通常表现为政企不分。与一人公司的情况不同的是，政企不分虽然侵害了公司的法人性，但它一般并不表现为政府授权的机构或部门与国有独资公司的财产的混同，而是表现为对公司自主权的削弱，这种情形也只是削弱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一般不会对公司的债权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因此，本文对国有独资公司控制问题的强调也只是强调它对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削弱。国有独资公司的委托人问题是指在国有独资公司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委托人，委托人自身也是代理人。其实，我国经济学界引进的“委托-代理”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因为“委托-代理”理论最基本的假定是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所有者，这个所有者愿意并有能力约束代理人，以防止自身权益的流失。委托人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改革国有产权委托代理体制来解决。为了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国有产权的行使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不应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即必须是纯粹的所有者，在委托人同时具有双重职能的时候，要求委托人做到两种职能的区分是不现实的。这也就是要求委托人身份的“非政府化”，而非单纯要求委托人区分职能。如果不改变国有企业委托人“政府化”的局面，企业产权清晰化的进程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而在产权不清的前提下，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就不可避免。因此，改革的逻辑顺序应该首先是构造“非政府化”的国有企业委托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政策以及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确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来统一行使出资者的权利，这一举措即旨在从体制上解决委托人问题。国有独资公司不仅面临着特殊的治理问题，而且其公司治理结构本身也是独具特色的。本文认为，国有独资公司治理结构实质上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或目的，在既定制度规则下共同参与的共同治理结构。国有独资公司虽然由于出资主体单一而缺乏股权制衡力量，但是，由于其内部存在着出资人、董事会、职工、债权人等多元利益主体，所以，如同其他普通公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