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五礼”在传统中国礼文化研究中是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前者主要指礼学,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学著作;后者主要指礼制,即吉、凶、嘉、宾、军五礼。梁满仓先生认为礼学、礼俗、礼制都有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即所谓礼行。进而提出“四礼”来概括中国礼文化,即礼学、礼制、礼俗、礼行,拓展了礼仪制度研究的新视角。本文所要探讨的“礼官”既属官制史研究范畴,又未脱离“四礼”研究之窠臼。所谓礼官是由帝王任命,专门从事议礼、制礼、执礼的中央官僚群体,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制度,如职官设置、机构设置、管理职能等,则称之为礼官制度。先秦时期是礼官制度的滥觞期。作为神权政治时代,此时既有秩宗礼官典司天、地、人三礼,又有掌占卜祭祀的巫史礼官。“上古官吏,多由巫来”、“古之官名,多从史出”,可见巫史对礼官形成影响之大。随着西周王权的强化,史官开始分职。《周礼·春官》载“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从春官大宗伯、小宗伯到都宗人、家宗人,合69种礼官,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礼,奠定了后世礼官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史官流落,史籍传播,士阶层出现,诸子百家兴起。周公制礼作乐,孔子释礼归仁,诸子百家中儒家学说日益受到后世统治者重视,儒者也成为礼官的重要来源。秦汉至隋,作为集权礼制时期,中央职官系统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从三公九卿制度向三省六部制度的演变。这一时期礼官涵盖官职极多,涉及面极广,因此论文选题旨趣即在于廓清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到隋唐三省六部制大背景下礼官的具体地位与演变历程,力图勾勒出一部深入浅出的“礼部前史”。全文共分五大部分论述先秦至隋礼官的演变。先秦时期是巫史的黄金期,中国古代学术总汇于“史”。因此在第一章礼官之滥觞,主要论述作为礼官的原生形态,即三代至殷周时期的巫史、《周礼·春官》对礼官的理想建构以及诸子中的儒家和名家与礼官关系。此外,对《仪礼》中常见的宗人礼官,以及宗人与宗伯的关系问题做了论述,限于篇幅,此部分作为附录收入本文。秦汉时期最重要的职官系统是三公九卿制。因此在第二章礼官之肇基中主要讨论秦代九卿中的奉常、典客等礼官的奠基作用。尽管两汉礼官多所改革,比如奉常改为太常,典客改为大鸿胪,甚至出现王莽新朝法古礼《周官》改革,然两汉礼官多沿秦制。礼官仍以太常系统为主。太常的诸属官系统中,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及诸庙寝园食官等具体的执行机构,在相关的礼仪活动中各有分工。大鸿胪负责接待外宾及册命、朝会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中央权力机构变化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尚书由出纳文书的秦少府郎吏,在两汉时期权力逐渐增大,其礼仪职能逐渐侵夺太常之权。魏晋南北朝中央官制逐渐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过渡。这一时期礼官最大的变化是尚书分曹下的礼官——仪曹、客曹、祠部等的设立。而诸卿中的礼官如太常、大鸿胪大都沿秦汉旧制,以宗庙礼仪及接待外宾为主,比较稳定。不可否认,九卿下的礼官职能逐渐被尚书礼官所侵夺。此外,曹魏时期太常特置博士,太常博士的设立,表明礼官逐渐向专职化转变。这些问题是第三章礼官之发展所要讨论的。隋统一后,在中央机构设置问题上废除北周的复古改制,建立三省六部制。这并非简单地恢复汉魏旧制,而是对南北朝以来官制成果的吸收和融合。它继承发展了前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省分曹治事的思想与形式,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尚书省是隋代中央的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尚书左右仆射为之副贰。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长官为尚书。其中作为礼官的礼部下辖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礼部与其所领之司关系较为紧密,主要负责科举、祭祀以及四方朝贡之事。隋代中央行政体制虽然确定了三省六部制,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卿体制并未废除。因此隋代礼官除礼部尚书外,中央行政设置方面还有诸寺与监。从行政组织角度看,尚书省与寺、监并行而设并逐渐变成统属关系,寺、监所负责之事多与尚书省重合。隋代寺、监是沿两汉诸卿制发展演变而来的,主要礼官即所谓“三寺一监”,具体包括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和国子监。礼部尚书与“三寺一监”总结了秦汉至南北朝的礼官制度,从而将礼官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深刻影响着隋唐以后的历代礼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