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当事人享有的、在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及时解除合同以消灭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93条和第94条是当事人享有并行使解除权的直接法律依据。由于这两条将合同解除的权利主体界定为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解除与合同违约相勾连时,法律解释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合同解除的权利主体是否包括合同违约方?一般地,根据合同正义和诚实信用,违约方因为有违约行为而应当受到非难并承担不利后果,不得享有合同解除权。这是合同法学界的传统观点和主流观点。然而,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愈发复杂的当下,合同履行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诸多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引发合同一方当事人非出于恶意的、被动的违约,成为合同违约方。于此情形,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要么已经不再具有现实可能性,要么会造成极为高昂的代价,如果守约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就会陷入既不能继续履行又无法即时解除的僵局。此时,是否从“当事人”概念中解释出“违约方”,让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打破僵局即为问题的关键。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出问题。通过梳理徐福云与梁伟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六份民事裁判文书归纳基本案情,总结争议焦点和法院审理的主要意见,评析裁判要旨,从司法现象中提炼出违约方合同解除权这一有价值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研究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正当性。司法实践中,现行法律规范,主要是《合同法》第94条和第110条的规定为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成立提供了解释空间。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目的和效率违约理论是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理论支撑。比较法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有关合同履行和合同解除的实践和理论都从完全否定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立场转向有条件地支持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第三部分研究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适用边界。在具体适用条件方面,违约方行使合同解除权必须具备违约方主观上无恶意、合同标的物为非特定物和履行成本大于损害赔偿三项要件。在适用范围方面,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仅在被动型违约和避害型违约情形下才具有适用的可能性。第四部分研究我国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实现的路径。实现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存在法律解释和立法两种路径。其中,法律解释路径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狭义法律解释和法律漏洞弥补。综合考虑我国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现实的立法技术,我国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实现路径宜选择狭义法律解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