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夏之交,以日本赔偿问题为发端的,被称为“反美扶日”运动(反对美国扶持日本运动)的学生运动,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各大城市爆发。正如运动名称所示,运动主要是对战后对日处理问题中的日本赔偿问题减额等政策变化进行了抗议,并对提出此变化的美国进行了批判。但是,当时国共内战中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中国共产党则在运动中发挥了组织作用,对负责日本赔偿问题外交交涉的国民政府进行了批判。而美国方面则为了缓和学生情绪,由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面,对支持运动的学生发表了声明。然而由于美国对日求偿政策采取了缓和的路线,加之司徒雷登否认日本军事再崛起,并对运动进行了批判,更进一步刺激了运动的升级。运动支持者批判美国违反波茨坦公报,同时也指责国民政府对美国亦步亦趋,反对“奴才外交”。在大学校园,各大城市市中心,展开了各种集会、游行,并且召开了各种海报和漫画展。美国对日的求偿政策,在战后初期本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的严格姿态。然而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化和战后冷战格局的逐步形成,在多重因素影响下,美国对日的求偿政策逐渐缓和。“反美扶日”运动中被批判为违反波茨坦公报的美国,实际上因为各国对波茨坦公报的解释不尽相同,很难断言美国是否有违反波茨坦公报的行为。然而很明显美国的政策转换对中国而言则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对日求偿政策则一贯保持了战后初期的态度,“反美扶日”运动中所称的“奴才外交”实际上是子虚乌有。国民政府在二战解释前后就早早地积极介入日本赔偿问题的构想中,而为了实现构想,国民政府内部也提出了多种方案,并且与盟国各国保持紧密合作。此外,国民政府在国防、设备赔偿等问题相关的船舶赔偿问题上竭尽全力,甚至造成了与美国的外交对抗态势。远东委员会在赔偿的分配讨论过程中恰逢美国政策的转换期,而国民政府下属保持对美的持续批判也间接唤起了国内舆论对美国的压力,而国民政府也致力于尽快在赔偿问题上有所结果并且确保本国利益。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美国作为单独占领日本的一方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事态并非如国民政府预想的那样发展。但是国民政府的对日求偿政策并非是所谓的追随美国的“奴才外交”,而是尽力使得赔偿最大化,以保护本国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