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发展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22、1.18和1.3,总体呈下跌态势,已经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2020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有学者认为我国进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相继进行了生育政策的调整,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提出“全面二孩政策”,2020年提出实施“全面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有哪些措施对提高生育率是有效的呢,对此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北欧国家家庭政策出台较早,其家庭政策以提高生育率为目标之一,同时北欧国家以高福利著称,近年来北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很接近人口更替水平。因此研究北欧家庭政策对其生育率的影响,探寻哪些家庭政策对提高生育率有促进作用,为我国未来不断完善家庭政策形成启示,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本人基于导师团队构建的国内首个人类婚姻家庭生育政策数据库,开展了北欧五国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人类婚姻家庭生育政策数据库分为国内数据库和国际数据库,其中国际数据库包含3个子数据库,涵盖42个国家,涉及22个维度和189个变量。本文主要利用国际数据库,分别对北欧家庭政策情况、生育水平情况,及北欧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国际数据库中家庭政策变量共有40项,北欧各国拥有的家庭政策数量占家庭政策总数的87%-95%,家庭政策完整度普遍较高,但各国仍具有差异。北欧家庭政策包括休假政策、儿童保育政策和家庭福利政策,在休假政策方面,北欧与生育相关的休假主要有产假、陪产假、育儿假,个别国家还有家庭护理假,休假种类较多;从近10年的休假时长来看,北欧父母可休带薪假总时长最少也有39周（冰岛）,最长有170周（芬兰）。育儿假休假方式是与生育相关的生育假中最灵活的,育儿假有的是父母可以任意分配休假时长;有的是父母配额和共享时长结合,在共享时长内父母可以任意分配休假时长;有的是父母配额和可转让时长结合,可以选择全时休假和非全时休假。在儿童保育政策方面,总体来说北欧有普惠度较高的儿童保育服务,但各国间仍具有差异。具体来看儿童保育服务的入学率普遍在93-98%的范围内,芬兰儿童保育入学率较低（75.1%）。北欧各国政府历年在儿童保育服务上的公共投入平均占其GDP的1.2%,北欧政府在儿童保育方面的人均支出最少有8000美元（2017年,芬兰）,最多达到13200美元（2017年,冰岛）。在家庭福利政策方面,北欧家庭福利种类多,至少为家庭提供了 2种福利（冰岛和瑞典）,最多有5种福利（芬兰）。北欧的家庭福利对家庭支持力度较大,家庭福利的人均公共支出最少有30910美元（2013年,芬兰）,最多达到53080美元（2013年,挪威）。本文根据家庭对孩子的需求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和角色理论提出了6个假设,分析了北欧家庭政策情况对生育率的影响。北欧总和生育率从1960-1976年呈下跌趋势,1976年北欧一揽子家庭政策较好地遏制了总和生育率继续下跌,并且在1985-1990年北欧总和生育率还有所上升。1990-2010年间北欧总和生育率变化比较平稳,30-34岁女性生育率提高。由于生育率下降具有惯性,北欧一揽子生育政策并没有完全阻挡生育率下降的惯性生育率,从2010年开始北欧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但北欧一揽子家庭政策也发挥了政策叠加效应,使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减缓,因此北欧总和生育率仍然比较接近人口更替水平左右。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北欧的正式儿童保育服务政策,家庭现金福利政策和父母带薪休假政策,通过服务支持、资金支持和时间支持,对提高女性生育率都有促进作用。而仅仅为家庭提供儿童保育补贴,但不能享受正式的公共托育照料的家庭服务型福利,对女性生育率并没有正向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照料的儿童保育比非正式的儿童保育更有效,并且仅靠单一政策来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是不明显的,需要一揽子家庭政策的实施才会对生育率有明显的效果。北欧一揽子政策对完善我国家庭政策形成了很好的启示,我国现有的家庭政策内容较为宏观,缺乏量化标准,政策更新较少。我国应该参考北欧家庭政策经验,建好我国家庭数据库,通过量化数据评估我国家庭政策效果,本文根据家庭政策的三个维度,分别提出了:一是完善性别平等的休假制度,加强男女双方的就业保障;二是加大公共儿童保育服务供给,提升儿童保育服务质量;三是完善家庭福利制度,提供多种津贴补充支持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