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初,芬兰学生开始在国际评估中取得异常好的成绩,比如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该计划评估“15岁学生在接近义务教育末期获得关键知识和技能的程度”,这些知识和技能对于充分参与现代社会至关重要。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芬兰学生在数学、科学素养和阅读方面的能力均排名前列。芬兰不仅在PISA等评估中得分很高,而且在经合组织2016年成人技能调查(PIAAC)中得分也很高。这项调查衡量了 16-65岁的青年在识字、算术和解决问题等关键技能方面的表现,这些技能在社会和工作环境中以及“充分融入和参与劳动力市场、教育和培训以及社会和公民生活”方面是非常必要的,芬兰学生每项技能成绩都排在前三位。此外,父母学历低的芬兰人自身识字和算术水平低的可能性也远远低于国际上的同龄人。芬兰基础教育的成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这与芬兰历次课程改革的成功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芬兰共经历了 5次课程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组与确立期(二战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课程改革的探索与深化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末)、课程改革的创新期(20世纪末—至今)。首先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组与确立期(二战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芬兰在国家普通教育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改革教育体制,创立“综合学校”制度,7-16岁的儿童不论出身都可以进入综合学校,配套发布了第一个国家课程大纲,由此,芬兰在集权制的教育治理模式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正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芬兰经济的恢复、新自由主义的到来,以及对上一阶段课程改革的存在问题的反思之下,芬兰进入了课程改革的探索与深化期,这一阶段芬兰进行了两次课程改革,1985年课程改革和1994年课程改革。1985课程改革采用了“去中心化”,即权利下放的教育治理方式,在课程设置上除了注重公平之外,更加强调学生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问题。而1994年课程改革是对1985课改的进一步深化,其将管理权力进一步下放,同时通过“弹性”的课程设置来适应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进一步需求。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芬兰三次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这表明“该国拥有非常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广泛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并重新设计了教育和研究机构,以促进创新和尖端研究与发展”。此时,培养21世纪所需要的的未来人才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议题,芬兰也不例外。在第三个阶段,课程改革的创新期,2004年课程改革重新加紧了国家对教育权的管理和控制,在课程上提出了“综合”、“跨课程主题”的理念。而2014年课程改革重新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继续选择了“权利下放”的道路,但不同于之前的权利下放,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不仅将社会各界的力量都纳入进来,并且通过开放网站收集信息来优化课程,形成了“一体化”的协作课程改革系统。在课程改革理念上,2014年课程改革继承和发展了 2004年“跨课程主题”的提法,提出了“跨学科素养”的概念,即“思考与学会学习能力;文化认知、互动与表达的能力;照顾自己和他人、生活能力、安全能力;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就业与创业能力;社会参与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七大核心素养,并为其设计了相应的课程框架,包括学科任务、目标、科目设置和课时分配、多元的评价标准和“现象教学”的支持系统。这一时期更加关注学生21世纪所需要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追求高质量且卓越的教育。总的来说,芬兰二战后到现今的诸次课程改革在治理模式和教育理念上呈现出“由高度集权到权力下放”、“由社会公平到个性卓越”的特点和趋势。课程改革历程中,芬兰注重多方的参与性、课程设置的参与性、增加课程设置的弹性,但缺乏统一客观的评价标准。这些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都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向有着珍贵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