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特别处理股票特殊的风险和收益特征,需要对它制定独特的监管规则。同时一些与之相关的制度规定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ST股票的市场表现。从我国1998年开始对状况异常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实施特别处理制度以来,该制度几经修改,在实践的经验中逐步完善。为了规范弊病从生的借壳操作,2011年出台的证监会并购重组新规,该规定对特别处理股票的表现也有很大影响。同时,根据2012年7月7日开始实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对于ST股摘帽的条件上交所有明显的放松。研究ST股票长期以来的收益特点,以及这一系列新的规定的出台后ST股票市场表现的变化,对监管者加强特别处理板块股票的监管,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秩序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选择超额收益来作为分析特别处理股票风险收益特征的切入点,对超额收益指标的选取,本文不仅考虑了研究者常用的累计超额收益,而且考虑到对不同持续期间股票的分析窗口不同,为了相关指标的可比性,引入了年化累计超额收益。然后,要计算超额收益,要先得到股票的正常收益。为了得到正常收益,本文在模型构建准备阶段进行了CAPM模型的适用性分析。发现CAPM模型中β所代表的系统风险确实能够解释股票大部分的收益。所以本文仍然采用CAPM模型计算股票正常收益。最后,本文采用了描述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对特别处理股票进行实证分析。主要采用事件分析法以及多元回归分析法,选取了2007年,2008年两年间被特别处理的股票为比较样本详细分析其风险收益特征。运用事件分析法分析超额收益的特点和投资者市场公告的反应。并进一步对样本细化分组,考察一些可能影响超额收益的非经济变量,以便在后文中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多元回归分析中。然后以2011年被特别处理的样本作为重组新规和一系列新政策出台后的样本与之比较,描述性分析发现两组样本风险收益特征和市场表现有很大差异,多元回归分析也发现两者间的超额收益来源有很大不同。研究发现,样本股票对ST公告和不利制度变化短期内确实有明显的负反应,对摘星摘帽处理有明显的正反应。另外,描述性分析发现不同的持续期,不同上市地点,不同处理方式,不同行业的股票超额收益特征都有所不同。而从被处理年份来看,2007年和2008年被特别处理的股票总体来说超额收益并没有很大区别,2007和2008特别处理的股票联合起来与2011年特别处理的股票的超额收益特征显著不同。此外,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2007和2008年样本的超额收益只有小部分可解释,可解释部分主要来自与与重组价值有关的变量：1.公司市值,小市值公司超额收益更高；2.资产质量,资产质量越好的公司超额收益越多；3.每股净资产变化,每股净资产下降的公司超额收益越大。而2011年样本超额收益大部分可以用与公司经营状况和成长性有关的变量解释：1.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越高的公司股票超额收益越大；2.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越快的公司的超额收益越大；3.每股收益,在(-1,1)的区间内,每股收益越低,未来扭亏为盈时时带来的市场效果越大,对企业经营业绩扭转时所带来的超额收益越高；在(-∞,-1)之间的每股收益越低,投资者对其信心越小,超额收益越低。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对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特别处理股票的监管,打击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氛围,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