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然而,过速发展的城镇化带来土地资源利用低效率,公共服务不均等和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这是因为我国较长一段时间内仅注重城镇化率的提升,而非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有鉴于此,我国近年来一直倡导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利用外资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吸纳FDI的比重有所增长。近年来我国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产业结构变迁与资本的流入方向密切相关,我国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FDI的注入。FDI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其流入会提升城镇化的建设速度,同时随之而来的先进技术和经营体系,也能够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现有文献对FDI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大部分聚焦在城镇化率这一单一指标上。因此,本文从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切入,研究FDI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合理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创新点和不足四个方面。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一方面,介绍FDI影响城镇化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介绍FDI与新型城镇化U型关系的作用机制,包括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两个方面。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介绍了我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及城镇化的现状。第四部分为实证部分,包括计量模型的建立、变量的选取及回归结果的解释。核心的实证分析部分包括:基准回归部分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FDI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稳健性检验部分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地区异质性分析来验证FDI与新型城镇化之间U型关系的稳健性;作用机制部分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在FDI与新型城镇化的U型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通过全文对FDI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检验结果,得出最终结论:一是,总体上,FDI与新型城镇化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且我国大部分省份已经越过极值点,进入到FDI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阶段。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对FDI与新型城镇化间的U型关系存在中介效应。FDI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路径。据此本文主要从FDI的引进、产业结构及当下城镇化发展的角度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有以下的创新点:一是,考虑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或是非农人口占比这样的单一指标,都是从量上衡量城镇化。本文从城镇化质量的角度出发,从人口、经济、生态、设施、统筹五个层面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赋予权重,计算综合得分,进而量化新型城镇化,使得城镇化这一指标更丰富和现实。二是,现有研究对于FDI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的原因之一,是鲜少有考虑到外资的进入程度具有阶段性特征。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极值点,本文根据我国的现实数据计算出了二者关系发生变化的极值点。三是,在分析FDI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时,结合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现实,分析FDI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新型城镇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碍于现有数据的限制,无法从行业层面,进一步分析各省份FDI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