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是我国知名的文化出版发行机构。但在民国年间，三联书店还不是一个文化实体，它的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书店。三家书店独立从事编辑出版活动，无论在自我的独立意识上，还是在政治倾向上，他们都表现出了媒介自身的独立性。　　 20世纪30年代，在席卷中国的左翼激进思潮的强势影响下，在左翼知识分子构建的主题内容的背景下，媒介实现了文化的“本土化”和“时代化”传播。三家书店开展了公共交往，扩展了公共文化传播的虚拟的媒介空间，由此两方面，它们构成媒介公共领域的外在条件。　　 抗战伊始，三家书店不得不从上海搬往内地。此时才是媒介公共领域“异化”的开始。同战前相比，生活书店成为全国性的文化出版发行媒介。而此时读书、新知也和共产党南方局及共产党负责国统区文化统战的各党支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三家书店此时得以迅速膨胀，在媒体文化传播的范围外，与社会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知名作家、读者群体开展社会互动。在此时期，“异化公共领域”开始在“夹缝中”扩张。①国民党对三家书店的查禁是三家书店夹缝化生存的主要外在政治力量，由此可以窥见政府对媒体公共领域的“国家化”同化路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冲突。而造成夹缝化生存的另一方政治实体——中国共产党也在发挥“统战”工作的能量，对三家书店或是直接领导或是间接影响书店的政治倾向，都旨在将三家书店融入到共产党的体制之内。　　 解放战争后期，三家书店在抗战时期原有联合的基础上，在香港实现了最终的联合。进入解放区后，在半体制化半自主化的经营过程中，三家书店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成立了“连锁”经营的新中国书局、朝华书店等地区性书店。1950年，三联书店最终被归并入国家的体制之内，作为独立经营的实体存在的历史结束了。　　 综上论述，文章在最后一部分走出三联书店个案研究的特殊性，探讨在“异化”的公共领域里，夹缝化生存媒体的一般性规律，并透过近代社会舶来品——新式媒介融入中国国家和社会系统所走的道路，找寻媒介公共领域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扩张和消亡的典型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