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是西方第一位为国家作出界定的思想家。对这一界定的翻译,无论是中文学界,还是西方学者都有争议。而主要分歧集中在第一句：应译为“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还是“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财产”?笔者经过对西塞罗理论的梳理,对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框定,赞成译作“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定义中第一个分句“国家是人民的事业”和第二个分句“国家是许多人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第一个分句强调的是个体通过参加公共生活涵养德性成为良善公民的路径,第二分句强调的是个体通过遵守依靠理性力量的法律与政制安排成为合格公民的路径。西塞罗的共和宪制是在多文化、疆域广阔,社会精神充分分化的时期,用共和精神重新创建政治秩序的一种制度框架。单有共和政制的框架是不够的,西塞罗呼唤将自然法、修辞和德性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融入共和精神中。相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而言,西塞罗的共和思想将与实践相结合的共和制度框架,整体向善的法律共和体与理性的政治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并不需要依靠积极的政治参与来维系共和政治。西塞罗的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人文学者广泛阅读。近代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里亦深受其影响。纵然在政治权威的来源和政治德性等问题上与西塞罗不同,马基雅维里对政治共同体如何保持自由的看法与西塞罗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