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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最广泛和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创新之一,它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以往研究发现问题性手机使用会对身体健康、认知功能和人际交往能力产生消极作用。青少年是个体毕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使用智能手机规模占比较大的群体。生态科技微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和学校作为青少年发展的微系统对其问题性手机使用具有重要影响。当前研究多关注了单一因素或维度来考察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但各风险因素的累积效应还不明确,此其一。其二,当前研究对象比较单一,一般只集中在某一学段对青少年问题手机使用进行研究,无法从青少年发展全域（从初中到大学）的视角把握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现状和形成机制,更无法对不同学段青少年的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形成机制进行比较。基于此,论文通过五个研究,共选取4302名青少年（初中生988人、高中生1403人、大学生1911人）为研究对象,检验家庭、校园及其累积风险因素对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作用机制,及该机制在不同学段中的差异。研究一结合问卷调查法和经验取样法,从静态-动态结合的视角,揭示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总体特征及其发展规律。选取1226名青少年（初中生262人,高中生426人,大学生538人）,通过手机成瘾倾向量表测量被试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选取239名大学生,通过自编问卷进行数据动态追踪收集。结果显示,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无性别差异;但存在学段差异,大学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最严重,其次是高中生,初中生较轻。动态日追踪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的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日频率相对稳定。研究二从家庭视角对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风险因素进行探究。选取612名青少年（初中生131人,高中生213人,大学生268人）,采用心理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家庭风险、压力、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采用变量中心的分析取向,通过问卷法调查青少年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父母冲突、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压力,考察家庭风险对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以及压力的中介作用和学段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家庭风险中,父母冲突既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也可以通过增加压力间接影响青少年的问题性手机使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主要通过增加压力影响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研究三从校园视角对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风险因素进行探究。选取612名青少年（初中生131人、高中生213人、大学生268人）,采用心理网络分析方法,考察校园风险、压力、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采用变量中心的分析取向,通过问卷法调查青少年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不良宿舍关系、班级同学关系、人际关系困扰、压力,考察校园风险对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以及压力的中介作用和学段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校园风险中,班级同学关系不良既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整体的问题性手机使用,也可以通过增加压力间接影响初中生和高中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人际关系困扰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整体的问题性手机使用,也可以通过增加压力间接影响高中生和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研究四探究家庭-校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关系。该研究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相结合的分析取向,选取1583名青少年（初中生464人、高中生551人、大学生568人）,通过问卷法调查青少年的问题性手机使用情况、不良同学关系、压力、父母冲突、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并以此为风险指标划分青少年家-校累积风险类型。通过对各异质性亚组间压力中介作用的学段差异比较,进一步揭示多重风险下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特点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划分出四类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累积风险类型:家庭-校园低风险,家庭-校园中风险,家庭中风险-校园高风险和家庭高风险-校园中风险。压力在累积风险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生活在累积风险较高环境下的青少年会感到更多的压力,并有着更多的问题性手机使用。学段差异体现在,相比于高中生和大学生,初中生在经历高累积风险后,会产生更多的压力,并有更高程度的问题性手机使用。研究五通过质性研究进一步挖掘家庭、校园关键因素在影响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上的具体表现。选取30名大学生进行访谈,一方面检验量化研究中所涉内容;另一方面,补充量化研究中的未涉细节。同时为干预方案的提出提供合理化建议。通过访谈发现,父母冲突、父母过度保护、同学关系不良等家庭、校园因素与问卷调研中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一致。同时还发现,父母消极养育（如父母离异、忽视、缺位）及父母特质（如父母性格、文化程度低及教育能力弱）、学业困难（如专业认同低、专业难度大、学业压力大）、个体消极因素（如性格内向、目标缺失、兴趣爱好缺乏等）等也是影响问题性手机使用的重要风险因素。综上,本研究结果说明青少年的问题性手机使用程度随着学段上升（从初中到大学）越来越严重,但不存在性别差异。家庭风险和校园风险是影响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潜在环境因素,其中家庭风险在中学生中的作用更强,但是随着学段的变化,两者变得都很重要。此外,压力在家庭风险和校园风险与问题性手机使用中起中介作用,家庭风险和校园风险通过提升学生的压力,从而影响问题性手机的使用情况。最后,相较于生活在家庭-校园低风险和家庭-校园中风险环境的青少年,生活在家庭-校园中、高风险环境的青少年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性手机使用。压力在累积风险类型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之间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