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限制语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其使用是一种重要的语用策略,语言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根据现有的文献调查,国内对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进行全面的和系统性的研究相对较少,跨语言的对比研究则更少。外交新闻发言人话语是国家立场政策的传播载体,是新闻传媒重要的消息来源。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发言人的话语讲究客观、委婉、灵活和模糊。在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恰当地使用模糊限制语,不仅会显得有礼有节,而且往往能在问答间获得话语权的主动性,收到理想的表达效果。因此,对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其相似点和不同点,并揭示模糊限制语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差异,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研究基于Fairclough (1989)提出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并结合对比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和外交学等理论,建立了从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对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的模糊限制语进行微观和宏观解释相结合的整体分析框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力求解决两个主要问题:(1)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和美国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有什么相似点和不同点?(2)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和美国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差异反映了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哪些不同?为了回答以上的研究问题,本研究自建了两个主语料库: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语料库和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语料库;并根据各个章节的研究需要,从两个主语料库中抽取出全部中美外交新闻发言人的话语和全部记者的话语,建成四个子语料库。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在语料统计的基础上,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路径,对中国和美国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对比分析,探讨不同类型的模糊限制语在两种语言中的使用特点,并揭示模糊限制语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差异,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具体如下:第一,微观层面上的发现:(1)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对比分析。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语料中直接缓和语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其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语料中的频率;而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语料中间接缓和语的使用频率远大于其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语料中的频率。中国新闻发言人使用的直接缓和语中的三类主语按照频率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是:“中方”类、我们和我;而美国新闻发言人使用的直接缓和语中三类主语按照频率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是:I, we和“the United States”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使用最多的主观见解型直接缓和语是:“我们希望”、“中方支持”和“我想”类;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使用最多的主观见解型直接缓和语是:“Ithink”和“We believe”。中国新闻发言人语料库里高值情态动词出现的频率最高,而美国新闻发言人语料库里低值情态动词出现频率最高。本研究对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在四个子语料库中的统计发现:①中国发言人比美国发言人使用了更多的有消息来源型间接缓和语;在有消息来源型和无消息来源型间接缓和语的使用频率上,中国发布会记者比美国发布会记者高,中国发布会记者比中国发言人高,美国发布会记者比美国发言人高。②有消息来源型间接缓和语在四个子语料库中的的高频词统计表明,中美发言人尤其是记者,在外交新闻发布会问答中,都尽量选择不带有感情色彩的间接缓和语,以保持态度的客观和中立。③在四个子语料库中,中国发布会记者语料库使用无消息来源型间接缓和语的频率最高,其中“据报道”最常用。(2)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对比分析。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语料库中程度变动型和范围变动型的使用频率都低于它们在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统计发现,中美新闻发布会话语都倾向于使用表示程度深的程度变动语加强语气。美国新闻发言人使用限制命题型程度变动语的频率高于中国发言人,模糊限制词的语言表达手段也更多样化。中美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数值型数量范围变动语经常用在以下情况中:发言人和记者为了使话语精练,突出重点,让整个语句具有直观性;发言人对问题所涉及的相关数量并没有确切的了解时,为弥补不足而采用有一定变动空间的模糊数量表达,令语言更加严谨,不易出现纰漏;另一些情况,是记者所提的问题关系到发言人不便透露的具体数量信息,这时给出一个模糊的数量范围,既捍卫了国家的利益,也不会言不符实。非数值型数量范围变动语常常被外交发言人用来做夸张或强调的修辞手法,加强语气。非数值型数量范围变动语中还有一类词,像汉语中的“一些、部分、个别、有些、某些”和英语中的“some”等,面对敏感问题的时候,这些词能够起到有意回避确指内容的作用,特别是针对某些尖锐的话题,出于外交活动礼貌性的需要,使用这类模糊限制语可以把话说得含蓄一些。中国外交新闻发言人习惯于使用在时间上无限延伸毫不间断的频率范围变动语:“不断、一贯、一直”等,强调中方对于某一问题的态度或做法从来没有改变。美国发言人和中国发言人在频率变动型模糊限制语高频词的使用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使用“再次”/“again”的频率很高。这个词虽然很简单,但是却包含了一个语用预设,就是之前一定也表示过相同的态度。中国外交新闻发言人语料库中列举范围变动语虽然只使用了一个词“等”,但是使用频率却高于美国语料库中所有28个列举范围变动语的频率总和。第二,宏观层面上的发现: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批评性分析。本研究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路径出发,揭示模糊限制语这一特殊语言现象背后隐藏的中美意识形态差异,解释造成中美两国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策略和意识形态方面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根据van Dijk (1993)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基于定量研究的成果和对语料的研读分析,本研究认为,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的模糊限制语折射文化价值观、反映外交理念、体现国家立场,并通过个案的批评性分析加以说明。本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主要启示:理论启示:(1)本研究将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外交学理论运用到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中去,体现了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2)本研究对模糊限制语进行理论上的界定和分类,增加了 10个小类的划分,细化了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并且适用于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方法论启示:本研究自建了两个主语料库和四个子语料库,语料全部来自于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的真实话语,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根据研究目的,对各小类模糊限制语在主语料库或四个子语料库中的频率和高频词进行了定量统计,以此为基础,进行定性分析,是批评性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实践启示:(1)本研究为我国外交新闻发言人恰当和灵活地使用模糊限制语提供语言学和语用学上的参照;并为我国新闻发言人提供美国外交新闻发言人在模糊限制语使用方面的技巧和策略。(2)帮助大众学会批评性地解读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