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五个条文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规制,将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纳入法制化轨道,不仅是与国际趋势的有序接轨,更是对我国权力规制的法律实践。2012《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可以作为证据材料使用,这对提高惩治犯罪力度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可以作为证据材料使用的规定是概括性的,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一项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如何判断,从我国法律相关规定中并不能找到答案。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规定比较简单尚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主要问题表现为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决定使用的主体不明确、技术侦查所获材料使用的条件不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完善等方面。通过分析我国技术侦查所获材料证据能力的相关规定和域外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只有确立检察机关作为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决定使用的主体;明确技术侦查所获材料使用的最后性原则,尽量减少技术侦查所获材料作为证据材料使用的可能,防止技术侦查措施的暴露;对技术侦查所获非法证据材料排除规则进行完善,扩大非法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排除范围,建立与技术侦查特殊性相符的特殊证据排除规则;改变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使用模式,限制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转化”模式与庭外核实模式的使用,才能对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进行合法、合理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