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以来中国国家、社会和农民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颇具学术渊源的热门话题。而自黄宗智、杜赞齐创造性地使用“内卷化”的概念,并尝试用该机制解释新中国国家建设问题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社会和农民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杜赞齐旗帜鲜明地指出,新中国已经解决了国家内卷化和政权建设的问题。不过,这一观点立刻遭遇了诸多非议。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等人基于五公公社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而以人类学者萧凤霞为代表的华南区域研究则表明,新中国政权不仅没有解决内卷的难题,而且出现了国家和社会共卷的新问题。在作者看来,国内外学界关于新中国国家、社会和农民关系的研究,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倾向。其中一种将农民视为完全熟练的政治公民,他们会沿着一条已经规划好了的路线,自然地走上设计好的道路,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同盟力量。另一种倾向则将农民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被领导的、被动员的、不发声的阶级。如果说前一倾向反映了一种理论创新的倦怠的话,后一倾向则充满着知识分子对国家建设的警惕性和反思精神。而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忽视了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复杂性。最该成为主角的、真实的农民,却始终在文本中不能得以很好地呈现。为此本研究主要采取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辽西北39位农民在1946-1976年间生命历程的访谈,分析不同阶段社会变迁对个体世界观、人生观的雕琢与塑造,借此展示个体心灵结构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构造。20世纪上半叶在辽西北村落中展开的不同场景的国家政治,与村庄农民所理解的观念世界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距离。在新的阶级政治图景和想象下,新政治力图将原本多元化的农民,改造成聚居在固定的空间、能够一起劳动生产、一起参与分配、在政治上具有一致行动的新阶级。虽然这种改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却改变了村落农民日常的观念结构和生活方式。这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呈现了国家革命必须有赖于村庄农民的政治实践、国家革命必须要嵌入村庄社会结构及其互动的现实场景。虽然基于村庄的政治实践仍然和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治目标相去甚远,但是显然新国家已经建立并实践了改造的规划。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状态下,农民可以拥有多元互补的生计方式,借此度过贫困和饥荒。但在新国家的政治规划中,更加组织化、更具公有性质的社会重组,已经提上了议程。1958年后,各种全局性的社会运动接踵而至,从村庄到个体都不得不卷入一场大变局。新社会运动的来临意味着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规则的生成,而文化大革命阶段则是这种运动方式的极致体现。社会运动和地位流动的变幻莫测,为村落农民的人生历程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包括村落精英在内的大部分农民个体产生人生无常、难以预期、形势逼人和难以掌控人生道路的失败者体验。在饥荒、动乱的失范状态下,大多数人并未自觉是人生的成功者,并没有实现自己关于人生规划的预期。而村落社区和更高层面的政治天地,越来越被视为精英活动的场域,或者成功者轮转的舞台,由此也制造了国家与普通农民之间最为遥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