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工作时间延长和工作压力加剧已成为职场常态,信息技术发展致使工作侵入家庭,工作—家庭平衡（work-family balance）面临来自工作领域的挑战。而家庭分工模式改变和抚养赡养成本增加又进一步带来了家庭领域的挑战。工作—家庭平衡对个体幸福和组织管理影响深远,推动工作—家庭平衡已成为组织亟需关注且意义重大的问题。相比当前组织中广泛推行的家庭友好福利（family-friendly benefits）,主管对员工的家庭支持被认为能够对个体结果和工作—家庭界面（work-family interface）带来更重要的影响。而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从个体认知的内在视角为个体接受外部环境影响,积极采取行动,实现期望目标的能动过程提供了解释。因此本研究将着眼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amily-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FSSB）,从个体认知的内在视角探究其对工作—家庭平衡的作用及作用机制。竞争氛围（competitive climate）引导组织成员为获得有限的组织奖赏而展开绩效比较与竞争,这种同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干扰主管对员工家庭支持的效力发挥,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从竞争氛围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本研究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出发,以特定的工作—家庭平衡自我效能感（work-family balance self-efficacy,WFBSE）为中介,以竞争氛围为调节,探讨工作—家庭平衡的实现路径。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主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四个理论假设。其次,借鉴经典的成熟量表设计问卷,选择竞争突出的服务业企业为调研范围。基于跨时点的研究设计,前后间隔一个月,分两次对位于北京和福建的2家零售企业下辖的86家门店店员进行调研,收集并匹配有效问卷434份;最后,运用SPSS 22.0、Mplus 7.4和R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效度分析、聚合检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并通过假设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平衡正相关;（2）工作—家庭平衡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平衡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3）竞争氛围负向调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平衡自我效能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4）竞争氛围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平衡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工作—家庭平衡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将工作—家庭平衡作为有别于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WFC）和工作—家庭增益（work-family enrichment,WFE）的独立构念,探讨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其的影响,丰富了二者间关系的研究;创新性地从工作—家庭平衡自我效能感的内在认知视角,打开了二者间作用的黑箱,拓宽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到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视角;将竞争氛围引入工作—家庭领域研究,深化了对其调节机制的理解,厘清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发挥作用的边界,拓展了对工作—家庭领域情境干预的认知。此外,本研究还从重视、引导和培养主管对员工的家庭支持;关注并帮助员工树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发挥个体能动性;以及重新审视竞争,考虑情境适配等方面,为组织做好工作—家庭管理,推动工作—家庭平衡提供了管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