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以人口变化为空间表征的,多元要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系统形成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范围和规模逐步扩大,城镇化要素的空间组织范围逐步从城乡地域尺度扩展至区域尺度。人口流动,一方面通过改变区域城乡人口分布结构,重塑了城镇化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作为联系载体,重构了区域城镇化的空间关联结构。传统城镇化研究揭示了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机理,而随着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人口的来源方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空间关联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把“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作为基本任务之一,这就需要从系统的视角审视人口流动方式变化下城镇化时空异质性特征,及其导致的城镇化空间关联特征,为破解人口要素配置空间失衡及其造成的城镇化发展空间分化提供理论基础。本文以人口流动为切入点,通过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时空变化概念、特征解析,形成人口流动方式与城镇化时空演变的逻辑关系,城镇化时空演变既是人口流动的空间表征,又是推动人口要素合理分布的空间工具。基于此,从四个层次构建城镇化时空分析框架。要素层:探索区域间人口流动的数量、方向和网络关系特征;现象层:主要综合城镇化水平和城乡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两方面探索城镇化时空异质性特征;作用层:基于人口流动构建城镇化空间关联模型,并通过城镇化空间关联强度和城镇化空间关联网络及其相互作用过程,探索城镇化空间关联特征;机制层:分析相关影响因子对城镇化时空演变的整体影响、过程影响、以及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影响。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研究内容和结论:(1)人口流动过程方面,人口流动规模在1985-2015年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集中程度在2005-2015年间开始下降。人口流动格局方面,人口流入热点逐步稳定在东部地区;人口流出热点稳定在中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在次热点与次冷点间多次切换。人口流动网络结构方面,最大人口流入方向的分布由集中转向分散,河南和四川是中西部多数地区的最大人口来源地,安徽和湖南在1995年后分别成为长三角和广东省的最大人口来源地,广东省同时也是周边广西、海南等省份的最大人口来源地。最大人口流出方向的分布由分散转向集中,京津翼、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最大人口流动方向的集中区。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路径数量持续增长,且在节点间分布由集中转向分散,人口流动频次呈现螺旋式上升。人口流动地域类型划分为人口净流入活跃区、平衡活跃区、人口净流出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人口净流入活跃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平衡活跃区集中在北方地区,人口净流出活跃区集中在中部及西部人口大省,非活跃区稳定在西北地区。(2)城镇化时空演变过程方面,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在1999年之前,呈现西北和东北增长较快,但这种趋势的典型性在1985年之后持续下降;1999年之后,转换为东部增长较快,且这种趋势的典型性持续增强,并在2010年后基本稳定。城镇人口和区域人口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城镇化水平基本一致。城镇化时空演变格局方面,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向东部地区集中,区域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稳定在长江和京广铁路沿线,城镇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同样向东部地区集中,且增速仍然较高。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城乡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识别城镇化时空演变的异质性特征,将城镇化时空类型划分为同步高等级城镇化Ⅰ型(同步增长)和Ⅱ型(同步下降)、异步高等级城镇化Ⅱ型(城镇比重下降,区域比重上升)、同步低等级城镇化Ⅰ型(城镇比重上升,区域比重下降)和Ⅱ型、异步低等级城镇化Ⅰ型和Ⅱ型。进一步结合城镇化时空异质性类型与人口流动地域类型,形成人口流动地域类型与城镇化时空异质性类型的关系矩阵。(3)基于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演变的关系特征,构建城镇化空间关联模型,发现中国省域城镇化空间关联强度的演变过程可以解析出7种类型,其中主导类型决定了全国城镇化空间关联强度的演变过程;非主导类型的城镇化空间关联强度以2005年为界,之前增长缓慢甚至为负,之后与主导类型共同推动全国城镇化空间关联强度持续增长。城镇化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日趋复杂,关联路径由集中转向分散,不同属性的地域子群间内外关联密度差异逐步缩小,高等级节点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城镇化空间关联强度与关联网络中心度的互动过程,在时序上关联强度对关联网络中心度的作用具有即时效应,关联网络中心度对关联强度的作用具有持续效用;在空间上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空间关联强度与关联网络中心度的互动变化较快,东部地区城镇化空间关联强度与关联网络中心度的互动趋于稳定。进一步结合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解释了区域产业结构变量和居民收入变量对城镇化空间关联的影响方式。(4)整体上,行政力对城镇化影响程度最大,外源力相对较大,市场力次之,内源力影响最小。过程上,行政力的影响在初期迅速提高,之后缓慢下降;市场力的影响在前期呈波动状态,随后持续、稳步提升;内源力的影响经历波动下降后,开始持续提升;外源力的影响初期增长较快,随后保持平稳。不同水平等级方面,行政力对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市场力对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影响程度更大;内源力仅对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影响显著,外源力对不同水平等级城镇化地区均影响显著。不同类型方面:1985-2000年间,人口净流入活跃区,内源力能够促进高等级城镇化地区城镇人口较快增长;在低等级城镇化区,多影响因素组合可以推动城镇人口较快增长。人口流动平衡活跃区,行政力能够促进低等级城镇化地区城镇人口较快增长。人口流出活跃区,任何影响因子均能促进低等级城镇化地区城镇人口较快增长。2000-2015年间,人口净流入活跃区,影响因素开始通过结构变化发挥作用。人口流动平衡活跃区中,内源力影响程度越高,城镇人口增长越快。人口净流出活跃区,市场力或外源力影响越大、城镇人口增长越快。进一步结合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分析人口跨区域流动对城镇化演变的影响机理。先行发展的东部地区,可以利用充足的要素资源,推动城镇化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城镇化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东部地区传统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或就地升级,部分原迁移人口出现回流现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增长加快,在城镇化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开始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尽管中东部城镇化发展在数量上的差距开始缩小,但质量上的差距仍旧存在。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综合城乡人口分布及城镇化水平时空格局特征,识别城镇化时空异质性类型。(2)以人口流动为载体,构建城镇化空间关联模型,并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和分位数回归有效揭示中国城镇化空间关联演变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