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作为文学人物形象，最早登场于陈寿的《三国志》中，此后则由《晋书》正式给予列传。至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既然涵盖汉末至魏晋的历史，故此也绕不开这样一位人物。　　 目下涉笔司马懿人物研究的书籍大多从史学、文化角度，研究与其人其事相关的史学问题、文化现象，或延伸到哲学史、思想史及军事史的领域，研究司马懿其人在伦理道德、军事谋略等方面的意义。其所论司马懿其人其事，也大多采用多书杂取、凑成一个整体的糅合手法，而很少关注三书各自所描绘之司马懿形象的不同及其意义。　　 本文与既往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姑且把三部史书作为文学文本，从三部书作者对司马懿这一人物的文学形象的不同视角切入，走笔于人物个性、性格与命运、人物典型性、细节描写、人物语言、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和反衬，以及三部史书在司马懿人物形象描写上的高下优劣，来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的铺叙，除了相关参考书籍之外，均取材于《三国志》《晋书》和《资治通鉴》三种正史中的相关史料，论文分为五个部分，通过不同阶段的司马懿，即“初登场的隐士司马懿”、“中年壮年的谋士司马懿”、“良将司马懿”以及“晚年司马懿”之多姿形象在三书中各别异同的纵向横向比较，沿着作者编修史书创作过程中史才、文才的挥洒脉络，体味三书中司马懿文学形象的匠心各具，并通过司马懿人物形象与《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中出现的其他相关人物的比较分析，从而对司马懿这一人物形象在伦理准则、军事指挥、执政权谋等层面的借鉴意义进行扼要归纳。　　 《三国志》作者陈寿限于时代和政治高压的局限，难以尽情伸展自己的文学才能，却依然在字里行间留下他对司马懿的曲折评判。　　 《晋书》编者以臧荣续的《晋书》为蓝本，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惟求文字华丽，前后穿帮却多。《晋书》对于司马懿其人，虽持矛盾态度，但恰因《晋书》的列传体文章体式，却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司马懿形象的鉴赏文本。　　 司马光对司马懿的评判标准，更多拘泥于忠奸效命的不同程度上，一旦确认是奸雄性格的行事作风，则竭尽口诛笔伐之能事，绝不手软。但是遭遇绝代奸雄奇才，终究又难掩几分偏爱。另外，其编著史书的使命本身也决定了，司马光通过对司马懿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更多地倾向于总结历史成败兴衰的道理和规律，以给当朝和后世提供借鉴。　　 史传作者笔下人物常常栩栩如生，大抵是因为作者总是赋予笔下人物以丰富的情感，并流露出作者自己的情感好恶和价值评判。有了情感的史传不再是单一的史书，亦可成为文学的典范。惟其可以归类为文学，其描摹人物之种种必有值得欣赏、学习之处。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文化史中，史记文字也同样占有重要的甚至是压倒多数的比例，因此，由史传论及文学，其意义也就另开出新的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