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受到较多文人学者的关注。有明一代,学者评家对建安文学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对其的批评进入繁荣期,并持续保持稳定。此时的批评内容极具时代特色,具有研究价值。此时的建安文学批评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洪武至成化时期,此时为建安文学批评的“复兴期”,且文学批评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较大,故学者对建安文学的批评是在此种氛围下进行的,虽然批评史料不多,但很有特色。他们注重对建安文学所抒发的“止乎礼义”的性情的揭示,并推崇诗歌中蕴含的社会功用,倡导“经世致用”的诗歌创作观及功能观。第二个时期则是弘治至嘉靖中叶这一段时期,本人将此时的建安文学批评称之为“发展期”。“前七子”虽对明代前期的某些观点有所继承,如对诗歌功能的重视,但是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此时复古思潮大兴于文坛,“前七子”及同调将建安文学视为师古的亚典范,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阐明建安文学的风雅渊源流变,并出现了较多品鉴高下的观点。第三个时期则是嘉靖中期到万历中期,此时的建安文学批评进入“兴盛期”。建安文学批评愈来愈细致,并且愈来愈趋于完善。学者评家对建安文学的批评则饱含品鉴意识和辨体意识。谢榛注重从声律、字法、句法的角度对建安文学进行批评。王世贞注重品第高下和探本溯流。胡应麟、屠隆则将建安文学置于文学史的洪流中进行考察,且不论是辨明体制、评骘个案方面,还是追溯源流、探讨影响方面,亦或是比较批评、品第高下方面,胡应麟都可谓是集大成者与总结者。第四个时期则是万历中叶至明末,该时期的建安文学批评处于“新变期”和“回归期”。“新变”表现在钟惺、谭元春深入诗作情境,揭露创作主体的情感;提出“建安之病”,并对建安文人中的曹丕、王粲给予肯定,相反,对曹植、刘桢则表示否定。“回归”之处表现在许学夷批评建安文学,体现出浓厚的诗史观、辨体观、品第观,将汉、魏诗歌进行比较,以突出建安文学的特点;冯复京则主要集中于对“三曹”、“建安七子”的批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