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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问题向来是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信息披露能够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与降低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效率。然而,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等事件持续发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不容乐观。而董事会秘书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肩负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使命,如果能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公司治理功能,必然有助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已有学者探讨了董事会秘书个人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激励机制的作用,作为一名“经济人”,董事会秘书往往也需要激励报酬来激发其履职动机,有效的激励机制必然会促进董事会秘书尽职尽责,从而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鉴于此,本文以2011-2018年深市A股119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立足于董事会秘书激励的视角,探讨以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为代表的显性激励机制、以声誉激励为代表的隐性激励机制对董事会秘书履职效果的影响,即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本和多重身份的差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另外,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中,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制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会秘书货币薪酬激励和声誉激励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先上升后下降;(2)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本能够有效促进货币薪酬激励、声誉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作用。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本对股权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倒U型关系的强化作用并不显著;(3)董事会秘书多重身份对其货币薪酬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能强化股权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倒U型关系,董事会秘书的多重身份对其声誉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4)进一步根据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优劣进行划分样本,研究发现,在内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秘书多重身份和人力资本对董事会秘书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内部治理环境较好的上市公司中不存在。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以董事会秘书激励的视角,探讨董事会秘书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了董事会秘书个人人力资本和身份定位的差异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较为全面地探讨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进一步完善董事会秘书制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鉴于此,本文以2011-2018年深市A股119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立足于董事会秘书激励的视角,探讨以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为代表的显性激励机制、以声誉激励为代表的隐性激励机制对董事会秘书履职效果的影响,即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本和多重身份的差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另外,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中,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制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会秘书货币薪酬激励和声誉激励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先上升后下降;(2)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本能够有效促进货币薪酬激励、声誉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作用。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本对股权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倒U型关系的强化作用并不显著;(3)董事会秘书多重身份对其货币薪酬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能强化股权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倒U型关系,董事会秘书的多重身份对其声誉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4)进一步根据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优劣进行划分样本,研究发现,在内部治理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秘书多重身份和人力资本对董事会秘书激励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内部治理环境较好的上市公司中不存在。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以董事会秘书激励的视角,探讨董事会秘书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了董事会秘书个人人力资本和身份定位的差异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较为全面地探讨董事会秘书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进一步完善董事会秘书制度、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