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末,但真正怀着将本国文学推向世界的目的,设立机构团体、启动翻译资助项目,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进入发展阶段。2001年,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建立,为韩国文学世界化提供了更为集中和系统的支持。在此过程中,韩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势头也蒸蒸日上。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又适逢韩流风靡亚洲,译书开始逐渐增多,尤其是大众文学翻译来势迅猛,而严肃文学作品的译介相对处于劣势。本文以中韩建交为起点,考察1992年至今,韩国文学的世界化过程及其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第二、三章具体阐述韩国推进本国文学世界化的背景和具体措施。外因是日本文学世界化的成功范例带来的强烈刺激和启示；内因是韩国综合国力的增进,以及韩流热潮带来的经验和自信。在此基础上,韩国开始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积极努力将本国文学推向世界,其中官方机构韩国文学翻译院和民间团体大山文化财团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成果显著。第四章梳理了韩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现状。首先,以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的韩国文学作品的中文译作为对象,分别按作家、译者、出版媒介来区分整理并分析其中呈现的特点和问题。作品受到翻译资助最多的作家是“韩国文坛常青树”朴婉绪和“行走的小说家”金周荣,两人皆是韩国特色极为浓重的作家。其他如金东里、朴景利、李清俊、金源一等都是作品含有韩国元素较多的作家。作家年龄层集中在40-60岁的作家有殷熙耕、申京淑、朴玟奎、金英夏等,个性十足且具有较大后续创作潜力。译者中,申请到资助最多的是山东大学韩语系教授韩梅,类似的学者型译者是韩国严肃文学翻译的主力军。小部分韩国译者,翻译态度严谨而中文水平有限；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自由译者,多翻译大众文学。自由译者的代表人物为薛舟、徐丽红夫妇,两人的译作涵盖大众文学和严肃文学并逐渐偏向严肃文学,数量惊人,近年来求质量,遂数量有所减少,可谓积极引入韩国文学之大功臣。出版媒介方面,获得出版资助最多的出版社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相对较多的出版社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出版社类型涵盖了综合性大型出版社、学术型出版社、文艺类出版社、儿童类出版社、专业领域类出版社等。其次,选择近年来成功进军海外市场的申京淑作品《寻找母亲》为典型案例,根据其在美国热销和在中国销量平平的出版反响,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和从中反映出的问题。美版《Please Look After Mom》的成功建立在代理公司牵线、译者翻译、编辑校对、出版社宣传等翻译出版要素的完美统一之上,尤其是译者针对当地读者所做的翻译处理,以及译者和编辑的努力配合十分重要。另外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英文书评的影响,书评在作家介绍、作品褒贬方面起到了吸引读者注意力的作用。对比中国版,由于欠缺这样环环相扣的翻译出版体系,使作品难以与相应的读者群相遇,无法形成足够的影响力。最后,从对韩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现状的分析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可概括为以下五点。第一,选择译者时倾向于选择主要在译入语国家进行翻译活动的译者,便于参与翻译行为后出版社的校对、修改、宣传等一系列出版事宜。第二,选择译出作品时应体现本国学者和评论家的意见,但若作为边缘文学,在尚未引起国外关注的情况下,可相对地选择主题或内容层面能引发共鸣的优秀作品。第三,重视翻译出版各要素的结合,构建作家、(代理机构)、译者、出版社相互紧密合作的翻译出版体系,将翻译、校对、出版、宣传联结起来。第四,需要对翻译质量进行后续管理,完善翻译质量评价管理体系,通过后续管理优化翻译和校对环节。第五,突破西方视角才能真正审视和发展东亚文学。韩国和中国在将本国文学集中向国外推出的方式上模仿了日本的成功范例,但从文学本质上说,应超越国家和民族层面,怀着歌德所谓“世界文学”的梦想,让民族文学与世界相遇,向世界文学发展。从歌德“世界文学”的视角来看,韩国文学世界化其实是处于边缘文学位置的,韩民族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相遇、碰撞、成长的过程,也是丰富世界文学的内涵、拓宽其范畴的过程。通过审视和分析这一过程,思考作为同属于汉文化圈的中国文学或整个东亚文学,乃至所有非西方世界的文学,如何发展自我、参与世界文学的构筑,是本文试图探讨或引发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