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中国现代文论史时,会发现在解决有关文艺创作及相关问题时,曾出现过一种使用频率极高、密度极大的话语形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话语建构方式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来定义知识分子。与之相关的表述还有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根性、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文学等,它们都是小资产阶级这个基本词根的衍生称谓,并用以界定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阶级属性,并延伸界定他们的文化属性与审美属性。从空间向度上看,有关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主要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领袖,但又是中国化的。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是将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小资产阶级概念泛化为涵盖文化与审美领域的文化概念与审美概念,这就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全面小资产阶级化,继而引发出文化与审美创作的主体到底是工农抑或是知识分子之争。在历经了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中国化阐释以后,尤其是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终以一种话语形态固定下来。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曾以经济为理据而划分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概念,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场域中悄然膨胀了它的“所指”,关涉文化生产场域中有关知识与文艺性质的指称,影响与规定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乃至影响与规定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从时间向度上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建构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文论史。20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通过探讨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诉求,提出谁有资格成为革命文学的入场者与领导者等问题。认为当时的作家创作带有“趣味主义”、“动摇、幻灭”、“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的根性与倾向,成功地将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贴到了知识分子身上,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被认作是革命文学的局外人。在各种权力场的斗争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文学中心逐渐被边缘化而处于被支配地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生成与出场,成为后来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和“自我放逐”的理论前奏。20世纪40、50年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的成型期。此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绝对正确的政治和文化纲领,通过讨论有关文艺的服务对象、反映对象等问题,将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牢牢绑定在一起,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成为可以相互指代的称呼。有时甚至直接使用资产阶级称谓知识分子,可见对于知识分子保持了极高的政治警惕性。其间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改造顺势演变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知识分子由掌握与拥有一定知识创造主动性的群体成为被批判、被贬损的文化厄运的承载主体,这是对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的一次重大文化反拨,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去智化倾向。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曾出现过对于知识分子属性的重新厘定,要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帽而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之冕,但也只是灵光一闪,最终仍旧被权力话语中心所否定,知识分子仍然深陷“被动改造”与“自我改造”的泥淖。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多元化时代的到来,时尚领域和现代化传媒催生了一个新的话语形态——“小资”,它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指完全断裂,主要指向一种审美情趣和情调的肯定。“小资”的出现,标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知识分子无需再背负沉重的小资产阶级恶名,其文化与审美创造主体地位得以确认,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真正分有了文化上的某些领导权。纵观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史上有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的发生、演变与消解过程,会发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的生成(亦即知识分子的被小资产阶级化)与长时间的被误用,其背后的理论机制其实是缘于阶级对文化与审美的僭越。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界定都是从阶级分析入手的,从而导致知识分子的文化和审美属性均淹没于阶级话语的判定之中。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既不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也不能掌握文化的领导权,严重压抑和否定了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创造者和审美创造者的主体性。其实,作为阶级、文化与审美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其丰富复杂的身份特征与文化内涵表明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会以多侧面的方式展现自身特性,整体性地参与历史与文化建构,而非只以某种单一属性呈现自身。当人们分析与界定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身份的同时,不应忽略他们作为文化与审美创造主体的基本属性。所以,在认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性质与作用时,只有充分揭示它的历史与文化的丰富复杂性,才能准确把握知识分子的多重属性,真正理解文化发展与文学创造的动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