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审视以及现代欧洲政治社会危机的反思,意图构建一种基于后民族国家结构的“世界公民社会”,以实现其全球治理的宏伟构想。其理论主要沿着公共领域的重建-交往行为理性-话语民主实践-后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的轨迹展开。首先,哈贝马斯通过对资本主义晚期公共领域进行重建,试图通过沟通理性扶正已经偏失的理性天平;其次,以交往行为理论、话语民主理论为逻辑主轴,实现了从主体中心性向沟通合理性的范式转换,实现其从交往行动理论到商谈理论的全面升华;最后,哈贝马斯将这种公共领域视野拓展至全球,构建了一种基于后民族国家结构的世界公民社会秩序。其结论就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的、以建制化的商谈民主(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为支撑的,以宪法爱国主义为保障的“世界共同体”的轮廓。文章主要通过三部分,重点研究各阶段的话语转向,从而梳理出哈贝马斯全球治理思想内容。由于哈贝马斯全球治理思想自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悖论,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均遭遇困境,但是其独具开创性的“智识设计”却为后哈贝马斯时代重新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反思、构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