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性限制竞争规制是我国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规制有专章规定,这是从系统规制的角度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行政干预问题。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破除行政干预经济的毒瘤,打破垄断思维,维护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日本反垄断法上没有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定义,但确有行政机关利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日本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是其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中日经贸及政治文化往来日益密切的情况下,研究中日的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日本反垄断法发展历史的研究,对日本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分析主要从表现形式、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法律责任四大方面进行。从表现形式上看,日本的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主要表现为行政指导型的价格卡特尔和行政参与型串通招标投标行为,与我国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中的部门垄断与区域垄断有较大区别;从执法程序上看,日本反垄断法中有详细的程序规定,与我国简单的执法条款相比更具有实用性;从执法主体上看,日本的执法机构较我国的执法机构而言更具有独立性与权威性;从法律责任上看,日本采取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立法来规制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与我国仅靠行政和民事责任立法来规制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相比更具有权威性。我国应坚持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规制专门立法的制度,借鉴日本规制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经验,提高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地位,并加大对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