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人类以来，疾病便伴随人类左右，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痰病作斗争的历史。疫病作为疾病中的一类发病急、传变快、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疾病，一直是人类的头号大敌。每当疫病袭来，都会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威胁，对人的心理产生极大的恐慌，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也造成严重的冲击。　　 历史上，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重大疫病有鼠疫、霍乱、天花、伤寒、血吸虫病、流行性感冒、SARS等，很多人罹患这些疾病，成千上万的人被夺去生命。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的进步、卫生和防疫水平的改善，一些疫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如天花已经在全世界灭绝，疫病的发生率有了明显的降低。但在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卫生条件较差的地区，疫病仍在流行，仍是威胁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　　 近年来，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如艾滋病、军团病、埃博拉病、莱姆病、SARS、禽流感等共有30余种，尤其是艾滋病已呈世界性发病和流行，目前尚无药物根治，亦无疫苗可以进行有效的预防，发病后病死率极高，成为“21世纪的瘟疫”。　　 我国2003年初暴发的SARS疫情，警醒人们，防疫无尽期。同时，SARS的暴发流行，也暴露了我国在防治疫病的制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没有及时、有效地整合和利用公共卫生资源、信息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是SARS疫情蔓延流行的重要原因。因此，探讨政府在加强对疫病防范制度的建设，增强国家及社会各方面的应急反应能力，应对日后发生的其他烈性疫病的流行与传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制度的建设至关重要，好的规则和制度能够促进社会协调和整合，能够界定权利和责任空间，能够促进经济效率和实现资源分配，能够为物质资源和精神价值提供保障。制度还有利于人们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环境下，形成稳定的预期和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有利于指导个人和组织行为。　　 研究我国疫病防治的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应对疫病流行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防治疫病制度理论创新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我国防治疫病工作实践的迫切需要。　　 我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疫病的思想，逐渐认识到戾气乃是致疫病流行的首要原因，而自然灾害、社会动荡、防疫方式的不当则有助于加快疫情的传播与扩散。认识到疫病的传染方式和传播途径，既可以是“邪从口鼻而入”，也可以是与病人及其排泄物接触而感邪生病。在防治思想上，强调“治未病”，增强机体的正气，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同时，“既病”时，要“防变”，防止病情的进一步恶化，瘥(愈)后则要防复发。中国传统医学的“治未病”思想，与近代医学“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治疗思想是一致的。　　 我国古代在防治疫病的措施与制度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在未病时，强调预先用医药预防，改变卫生习俗，提高防疫意识。明末清初，成效显著的预防天花的人工免疫接种方法，为人类消灭天花这种烈性疫病提供了先例，并成为人类人工接种免疫预防疫病的典范。古代朝廷平时也注意培养医学人才，增强防疫力量和提高防疫水平。在疫病既发时，采取隔离检疫的方法，设立“疠人坊”等隔离病院，隔离感染患者，防止疫病的扩大蔓延。同时也为患者“施医送药”，接济钱物，减轻疫患者的经济负担。平时则注重“劝课农桑”，防范因自然灾害或战争带来的疫病流行。　　 我国古代疫病防治的主体，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依靠掌握医学技能的医家来实现的，这一防疫主体，力量相对薄弱，使疫病防治的高效率难以得到很好地体现，难以应对大范围的疫病流行.另外，虽然在古代存在一些较好的防疫方法，但由于古代政府大多没有制定明确的防疫制度，防疫政策存在着朝令夕改的情况，因而也会使防疫成效大打折扣，这是古代政府防疫的最大缺陷。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相对科学的防疫措施，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建立了高效的卫生行政管理体系，开展了成效显著的爱国卫生运动，从而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一大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疫病。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建立了各级卫生防疫机构，走群众路线，贯彻预防为主、实行防治结合的方针，依靠科学技术，依法防疫。　　 新时期，我国疫病防治的主体，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其范围较古代有所扩大，包括卫生行政部门，也包括政府机关的其他相关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必要时，还可以借助军队的力量。另外，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为了应对某种突发的疫病暴发流行，还成立了一些临时性的防疫组织，使疫病的防治更具有针对性。可以说，我国现阶段的疫病防治的主体，较之与古代，有了明显的扩大，所起的成效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新时期，我国疫病的防治也面临着新的环境。这里所指的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其中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国际环境等。我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灾情不断，因灾致疫的隐患始终存在。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各种利益群体有着相应的经济诉求，国家有限的防疫经费的投入也在影响着防疫的整体成效。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及新型医疗体制的改革，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的医疗待遇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消除及实现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目标，在短时间内也是难以达到的。在这样的一种防疫环境下，要使我国疫病防治的水平达到较高的要求，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因此，探讨在新时期下我国疫病防治的制度建设，须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一是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共防疫病；二是构筑多主体的防疫体系，包括发挥企业、保险机构、新闻媒体等主体的积极性，群策群力，打赢防疫战。三是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反应与处理机制，形成统一领导的指挥体系，快速反应的信息体系，快速反应的救治与防控体系，行之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依法防疫的法制体系等，并使这种机制有利于统一指挥，分级负责；依法管理；监测预警、常抓不懈；依靠科学、预防为主；综合协作、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体系。四是完善医疗卫生预防保健体制建设，在城镇，以建立全民医保的医疗卫生体系为目标，在农村以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框架体系为主，使人们的基本医疗卫生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　　 在新时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环境条件变幻莫测，防疫使命任重道远。这些因素决定我们应以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眼光审视当代疾病谱的变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力求使我国疫病的防治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为民众的健康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