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主要是围绕着民国时期有关《起信论》的真伪之争展开的,简要介绍了《起信论》的主要思想,中国古代以及近代日本对《起信论》之争的源头,详细分析并论述了民国论战的三个阶段及双方对峙的焦点,真如、熏习、种子、五法和三性、体用关系、遮诠表诠等问题。笔者认为,围绕着“真如”,就必然谈到体用的问题,由此牵涉到“真如”、“正智”、“圆成实”的含义,亦即对“五法”、“三性”的理解,从而又回到“真如”是遮诠还是表诠的问题上；当讲到真妄互熏的问题,就涉及到“熏习”是不是要立有漏无漏种子,也就牵扯到“缘生”的问题上,究竟是因缘缘生,等无间缘,增上缘等等,但核心还是在对真如含义的理解以及“一心”中染净如何并立的问题上。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应当跳出以往对《起信论》真伪的执著,而是把它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事件”来看待,由此认定参加论战各方的“对话”乃是非与价值判断形成的二元矩阵,这一矩阵的特点是是非判断和价值判断本身并不能统一,对《起信论》持假的一方(中国撰述说)可以肯定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同样,认定其为真的一方(即印度撰述说)的也未必认可其本身的思想,但还有些人则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坚定的将是非与价值划定在同等的范围上,真则有价值,假则须批判。笔者对为何会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除了各方立场与目的的不同和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使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佛教历史源流问题,即佛教史上对于佛性问题以及判教理论的延续。同时,笔者对在新世纪的佛学研究中所持的态度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更尊崇古人的观点而不是今人的眼光去架构历史,在证据并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以更客观的态度而不是疑古的心态去对待事实,在此前提下,《起信论》真伪的问题可以做出与主流观点不一样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