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钟惦棐在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现实主义力作《人生》的启发下,站在时代文化的高度上,并结合中国电影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图景,提出了发展“中国西部电影”的构想。这一构想立刻引发了电影理论界热烈而长久的讨论。中国西部电影是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提出的现代化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电影理论在现代化语境下的“电影语言现代化”探索是其产生的理论背景。中国西部电影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如影随形地形成了几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人生》所代表的中国西部电影是以现实主义作为现代化存在的;《黄土地》所代表的中国西部电影是以形式主义作为现代化存在的:《红高粱》所代表的中国西部电影是以“商业化”作为现代化存在的。在商业化的时代转型中,票房成为电影存在的动力。中国西部电影作为一个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形成的电影模块不存在了。但是中国西部电影作为一种精神裹挟进了中国电影追求“国际化”的大潮中。《红高粱》成功地拉开了中国电影“国际化”的帷幕。与此同时,《红高粱》也成为了张艺谋电影传奇的辉煌起点。到了《英雄》,张艺谋成功地把握了国际化的时代脉动的同时,也缔造了不可复制的“张艺谋神话”。这个“神话”就是:当中国电影最需要形式革新时,张艺谋可以形式革新;当我们需要一个在国际上可以获奖的导演时,他可以获奖;而当中国电影备受好莱坞大片冲击,票房濒临崩溃时,张艺谋可以挽救票房。这些神奇的成功皆源于张艺谋真正担当了“中国西部电影”这个理论在民族振兴意义上的责任人。从现代化到商业化再到国际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价值体系嬗变的现实顺序,也是现代化不断推进过程所体现的不同阶段。张艺谋成功地应对了时代变化带来的电影转型。从《人生》到《黄土地》到《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再到《英雄》,都可以说是电影对时代转型的成功应对。更重要的是,这些电影都可以代表一个时代。而这些电影几乎都和张艺谋有关。并且这些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质素,那就是以“发人所未发”的创新勇气创作时代最需要的作品。这一精神也正是西部电影理论的遗产。这一遗产以方法论的形式存在于张艺谋的艺术血液中,是形成“张艺谋神话”的精神动力。而今天的中国影坛艺术追求和新锐思想探索动力已经丧失殆尽,中国电影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我们在理清张艺谋的艺术逻辑的时候发现,从《红高粱》到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成为了中国1980年代以来影视文化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引路人。他对中国西部电影理论遗产的这种继承和成功应用所产生的典范作用正是当代中国电影所缺失的。重新审视和继承这一理论精神对于产业化时代的中国电影走出发展困境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