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审美”与“思想”的互动共生关系：文学既被动地感应、呈现着思想，也以其特殊方式主动地生成、建构着思想。论题从文学存在的经验事实入手，以问题研究的方式，全面梳理和描述“五四”以来对文学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观念的演进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同时也试着从历史意义和文本意义的双重视角，对它们的价值进行评估，以亟能为今后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主动思考。 从“五四”到新时期，文学与思想的互动共生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五四”的启蒙之维。文学与思想的关系基本是“理念”先行式，多数作家是在思想大潮的刺激下走上文学道路，并把其化为作品主题与内容要素的。思想“文学化”是此一时期文学致思较为普遍的模式。文学思想的两大主题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启蒙思想的张扬，具体就创作实践来说，人学观念的确立使个体“小我”的觉醒与民族国家的“大我”承担并行不悖。围绕着文白、中西的话语论争结果是，白话取代了文言，西学胜于中学。在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选择上，知识分子走了一条从“个体”转向“大众”的道路。二、“五四”以后的革命叙事。由于整体危机的加剧，思想的重心由民众的个体启蒙转向社会的整体解决，对应于此，文学话语经历了一个由民粹主义、抗战动员到工农兵方向的过程。危机语境下的“革命”选择削弱了文学的人学内涵，单一的阶级性取代了人性的丰富性，英雄意绪随处可寻。三、“新时期”的精神逻辑。新时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五四”精神开始回归，“人”的命题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正当启蒙理性全面展开之际，后现代主义和市场经济开始介入启蒙话语的生产，造成了文化源的互相拆解。传统价值体系和部分解放区以来的思想资源面临现代理性的审视、剥离，而启蒙理性大幅运用和全面扩张带来技术崇拜，又遮蔽了个体情感的慰问与生命本体的安适，于是现代性反思、批判提到了议事日程。后现代主义的中心离散、深度削平、主体缺失等症候在为我们提供新的思维范式的同时，也给尚未深入开展的现代化带来耗散。不过，思想在对文学形成“理念”先导的同时，文学也以形式探索的负面效应，对思想报以冷漠，甚至造成文学与思想互动关系的阻断，当下的私人化庸常叙事、相对主义之风的日盛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