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债务开始受到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围绕在政府债务周围的是对它能够提振产出的殷切希望，以及对债务危机的深深担忧。这样对立的两种声音也出现在了中国。对中国来说扩张政府支出，也就是扩张政府债务也许是应对经济寒冬的有力武器。但是越来越多的声音也在提醒中国，高杠杆率在中国肆虐，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这两种对立的声音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中国政府债务的产出效应是什么，以及中国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如何。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学术界对政府债务的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政府债务对产出有非线性的影响:当政府债务在某个范围内时，增加政府债务能够促进产出增加;但是超过这个范围以后，增加的政府债务会抑制产出的增加。这种效应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而对于政府违约风险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方法的选择上。西方主流的分析方法是在财政风险矩阵的基础上分析政府债务变动情况;我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分析方法是同时从资产与负债两方出发，分析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还有一些文献论证了政府债务对经济的影响是动态的。结合上述文献，本文将政府债务中的直接政府债务对产出的当期效应与滞后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模型计算我国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区间，研究我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变化趋势与总体水平。　　本文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我国直接政府债务对产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显著负向的滞后效应。由于滞后效应削弱了当期债务的产出效应，在长期中扩张直接政府债务对产出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直接政府债务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产物，所以政府债务存在负的滞后效应意味政府不能过分依赖财政政策。经过计算，近年来我国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有下降的趋势，违约水平比较小风险可控，主要是因为央企市值中的国有部分有显著的提升。但是2012-2014年，我国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上限有所上升，这表明我国的高杠杆率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为了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政策制定者应该坚持去杠杆的政策，加强政策力度，降低我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