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其教义对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对当代生态危机文化根源的反思中,基督教的创造观所确立的人对自然管理和统治被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对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基督教神学史中,同样具有许多倡导人和自然和谐的神学观。对这些神学思想的学习和借鉴将有利于人们重新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柯勒律治的思想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理论资源之一。作为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杰出代表,柯勒律治是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他生活于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折时期,见证了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人与自然的分离。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柯勒律治通常在作品中表现出对自然强烈的生态伦理关怀,并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然而,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他前期诗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观,而忽略了对他后期的哲学和神学作品中自然观的研究。事实上,尽管柯勒律治后来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神学思辨中,但是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同样占据了他思考的中心。他始终从神学的层面上追求上帝、人和自然的整体性,并最终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为神学支撑形成了极具现代意义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柯勒律治还追求文学、哲学和神学等一切知识体系的统一。对于身兼文学家和神学家双重身份的柯勒律治来说,艺术和神学的联系尤为紧密、不可分割。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后,随着世界的祛魅和社会的日益世俗化,艺术能够通过向人类再现上帝的创造过程成为神、人和自然之间的调停力量。艺术能够令人类超越物质的束缚,恢复对无限的神性世界的向往,使人意识到与自然世界的亲密联系。因而,以神学为切入点研究柯勒律治的自然观及其神学自然论的艺术观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应对生态危机的现实挑战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为此,本论文试图全面梳理柯勒律治的诗歌作品和哲学及神学著作,从神学的角度研究柯勒律治的自然观以及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并梳理建立在他的神学自然观基础上的艺术观。为凸显柯勒律治神学自然论的艺术观的独特性和意义,论文还将其与华兹华斯和爱默生进行对比。按照这一思路,本论文共包含以下主要内容：绪论部分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柯勒律治的生平和学术经历,并结合国内外学术界对柯勒律治的研究现状阐明论文的研究意义。从神学的角度对柯勒律治的自然观和艺术观进行研究不仅能让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新评价柯勒律治的地位和价值,揭去打在他身上的“消极”乃至“反动”的标签。第一章追溯柯勒律治神学自然论的艺术观的形成背景。首先,柯勒律治生活于人类工业时代的黎明,面对的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工具理性对自然的不断分割。但是,一系列的个人经历却让他意识到无论自然本身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成为柯勒律治追求有机整体自然观的背后动因。其次,柯勒律治成长于英国机械论哲学的背景之中,因而他早年也受到英国机械论哲学的影响。但是,随着柯勒律治游学德国,他接受了以康德和谢林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有机论自然观,为他对自然有机整体性的感知提供了哲学依据。然而,德国自然哲学中混淆上帝与自然的泛神论思想却不能令他接受,所以他最终依靠传统基督教的“三一论”形成了自己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再次,柯勒律治也深受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面对工业革命后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精神自身的分裂,以谢林、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把文学视为弥合上述分裂的力量。他们对文学的这一认识对柯勒律治艺术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论述柯勒律治的“三一论”神学观和他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柯勒律治的神学立场经历了从泛神论向“三一论”的转变。他早年追随大卫·哈特利的上帝一位论,接受了他的泛神论思想。在泛神论的影响下,柯勒律治把人和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把自然本身视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尽管这令他摆脱了机械论哲学对自然的分割,但泛神论自然观不但混淆了自然和上帝,还忽略了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及人类心灵的自由,所以柯勒律治转向了“三一论”。他结合德国自然哲学思想对基督教传统的“三位一体”教义进行了改造,确立了上帝与自然的创造关系,并使得“三位一体”中“多样性的统一”的存在模式成为其他一切整体的原型。自然作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产物,不是任何机械般的存在,而是以整体为前提、兼具了整体与个体、并永远处于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有机整体。同时,人和自然也共存于上帝创造的有机整体之中。虽然人类因为具有理性而获得居于自然之上的优先地位,但是自然作为上帝的象征能够不断向人类传达上帝的启示,成为人类心灵在寻找整体过程中的友伴。第三章系统梳理柯勒律治的神学自然论艺术观。从上帝创造的角度看,包括人和自然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存在于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中。但是,工业和科技却让一切都陷入了分离。在世界日益祛魅、神学日渐式微的时代,柯勒律治认为艺术能够再现上帝创造自然的过程,让人类重新恢复与上帝和自然的联系。在他看来,艺术通过对“有生气的自然”模仿,实现了人的主观世界和外部自然的结合,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媒介物”和“协调者”。他把天才与上帝相提并论,把艺术家的想象视为上帝创造能力的类比,并且认为天才遵循着与上帝创造自然相同的极性法则,因此天才通过想象创造出的是与上帝的造物一样的有机体,并最终通过艺术中的象征表现出来。象征以自己物质的形式向人类传达精神的永恒存在,并向人类展现上帝创造的有机整体。在艺术的象征中,上帝、人和自然重新统一为一体。第四章对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和艺术观进行对比研究。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因为合作出版过《抒情歌谣集》被并称为“湖畔诗人”,所以文学研究者经常忽视他们的区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从宗教立场到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再到对诗歌的看法都存在着根本分歧,并最终了导致二人的分道扬镳。华兹华斯作为泛神论者,认为上帝存在于自然之中,使自然成为整体,人类心灵也应当主动回归自然,接受自然的引导。因此,诗歌应当使用真正自然的语言,保留对自然的感情,忠于自然的对象,以增强人类在自然中感知愉悦的能力。然而,柯勒律治通过其“三一论”创造观赋予心灵之于自然的优先性,并指责华兹华斯将心灵置于对自然的服从地位,并且主张诗歌的任务在于通过艺术家的创造力摆脱对自然外在形式的依赖,再现“自然的精神”,实现对人和自然的调和。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将凸显二人各自的特点和价值。第五章研究柯勒律治的神学自然观及其艺术观对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柯勒律治的思想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为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者提供了超验主义运动的思想框架。超验主义者继承了柯勒律治对理性的看法和象征主义的自然观,把理性视为一种可以感知到上帝的超验能力,自然作为上帝的象征能够不断引导人接近上帝。同时,他们也极大地借鉴了柯勒律治的艺术观,相信艺术在调和神、人、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但是,较之柯勒律治,爱默生对自然的态度更为坚定,更强调自然作为上帝启示的价值,弱化了柯勒律治对《圣经》启示的敬重,并且从神学思想中引申出了“自助”思想,成为美国文化的独特标记。结语部分在当代生态神学和生态批评的视域中评价柯勒律治神学自然观及其艺术观的价值与局限。柯勒律治始终追求宇宙的有机整体性,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和联系,已经包含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雏形,可以成为当代生态哲学所倡导的生态整体论的思想资源。他还主张尊重和敬畏自然,这对现代人扭转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同时,他强调人应当摆脱物质的束缚,追求更高的精神信仰,有助于现代人摆脱精神的困境。最后,柯勒律治坚信艺术在调和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也将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发挥艺术在改进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作用。当然,柯勒律治把人和自然真正统一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宗教和艺术,忽略了人和人类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才是最终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决定性因素,并且他在基督教文化中提出的神学自然观也与我们东方文化存在一定的隔阂。因此,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他思想中有价值的方面,并以此为契机发掘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生态思想来应对现实的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