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微信以及Facebook等社交媒介对很多人而言,已经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麦克卢汉时代的隐喻已经成为了今天的现实,人们越来越离不开社交媒介,媒介也正日益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同性恋群体而言,社交媒介的重要程度更是不言而喻,相比以前局限在酒吧、公园以及浴室等线下场所而言,网络的交往方式为这一群体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方面同性社交媒介在近年来如异军突起,隐匿性、及时性以及便利性的特点深刻地变革了同性恋群体的交往方式,“新媒体赋权”等话语不绝于耳;但是另一方面,同性社交媒介也被指责提高了使用者的艾滋病感染风险,并且国内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相关研究也在建议应该在同性社交媒介上进行防艾信息干预,从而影响使用者的相关行为,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自2015年起,全国用户量最大的同性社交媒介“Blued”开始在其软件上进行艾滋信息干预,但是关于其传播效果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将从媒介效果的研究视角出发,以说服性效果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依据,并且引入健康传播中对于艾滋病研究的KAP知信行经典理论模型来设计问卷、展开调研和实证分析,最终通过媒介接触和防艾信息接触两个维度,来探讨同性社交媒介使用对使用者在艾滋病认知、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影响。研究显示,Blued所进行的防艾信息干预有效地提升了使用者的艾滋病认知、态度和行为水平。即防艾信息接触者在艾滋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水平上要高于非接触者,并且防艾信息接触程度越高,使用者的艾滋病认知程度越高、相关性态度越积极,性行为也会更安全。但是研究也发现,在媒介接触层面,媒介接触不会对使用者的艾滋病认知产生显著性影响,但是会在态度和行为层面产生负面影响,即媒介接触程度越高,使用者的相关性态度越趋向于负面,发生危险性行为的水平也会越高。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受访者的艾滋病认知水平普遍较低,并且在性行为过程中,使用“RUSH”和“0号胶囊”等新型毒品的情况比较普遍。在使用动机层面,部分使用动机对使用者的艾滋病认知、态度和行为产生显著性影响。其中,“认识朋友”动机能够正向影响使用的艾滋病认知、态度和行为;“获取防艾信息”动机能够正向影响艾滋病的态度和行为;而“满足性需求”动机负向影响艾滋病的态度和行为。此外,年龄、教育程度、伴侣数量等变量也会对艾滋病的知信行产生显著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