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生活垃圾处置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寻求破解之道,环境押金制度是其中重要选项之一。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是指在生活垃圾回收处置的静脉产业链中,为保证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处置负有法定义务（前押金义务）的人（消费者或产业）履行义务而施加的一种押金保证义务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在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针对啤酒瓶、饮料瓶、废旧轮胎、电池、废旧家电、计算机等特定生活垃圾平均回收率达到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生活垃圾产量和种类越来越多,对生活垃圾的处置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生活垃圾中回收利用动力不足,大量生活垃圾排入环境,环境压力与日俱增,形成“垃圾围城”困境,甚至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生活垃圾回收不彻底和不规范现象严重,甚至导致二次污染。因此,有必要在我国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和处置中引入环境押金制度,激发回收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控制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流向,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解决生活垃圾侵占土地、污染水体,垃圾围城、围村等现实问题,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资源短缺问题。为实现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的中国建构,必须依照其制度逻辑而展开。所谓制度逻辑,是一制度之所以为该制度样态的内在理由,是对已有制度产生演变的内在规律的理论化。换言之,就是评价和回答既有制度是什么?是否有效,何以有效,如何更有效等问题。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不断增强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是理论持续创新的不竭动力;同时理论必将用之于实践,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故制度逻辑既是针对过去解释的逻辑,同时也是面向未来建构的逻辑,二者统一于对制度事实的认识和不断完善的螺旋上升的实践过程中。这个过程可以被抽象为“从制度实践到制度理论（解释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建构论）”两个阶段。相对于传统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对峙的法学研究方法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来审视生活垃圾回收处置中的制度问题,综合了正义论、基础论和规范论三个维度的法律调整机制分析框架,既可以科学评价和回答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是什么,是否有效,何以有效等问题,更能很好地解决如何更有效的问题。首先,从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的“正义论”维度看,针对垃圾的双重风险（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其立法的价值追求最终被确定为循环经济理念之上,源头减量、有效回收,再利用和资源化,以及无害化处置等价值体系下的多元正义观。但实践中各国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的实施动因在以下有四点各有侧重:（1）减少垃圾乱扔现象;（2）延长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3）促进循环回收;（4）减少一些有毒有害废弃物污染环境等。其次,从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的“基础论”维度看,其“宏观秩序建构的有效性”根源于“矫正生活垃圾排放回收运输处置等等环节的正、负外部性成本”的混合策略,该制度是建立在风险预防原则基础上“庇古税（费）”和循环补贴结合的双层系统。尤其是当环境意识普遍不足、存在严重的非法倾倒、监管成本不能有效控制时,押金制度更是因为其风险预防的理念,成为有效的再生资源（垃圾）管制政策。再次,从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的“规范论”维度看,押金义务本质上是保证义务,其身上总是闪现着前押金义务（消费者不得乱扔垃圾、回收再利用企业要守法经营等法定义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鉴于生活垃圾的静脉循环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只能在链状、网状的产业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生活垃圾环境押金法律规范表现为联动才有效的特征,因此其法律关系也呈现为一个结构样的存在,制度规范体系则表现为基本的共同的构成元素/模块下的一般模式,以及若干典型模式。最后,我国生活垃圾环境押金的制度背景是复合环境资源问题,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后期的大量废弃物阶段。鉴于目前我国公共定期回收系统本身并不发达,垃圾分类回收的理念还有待推广,我国环境押金制度的建构时应该采纳“环境效益第一,资源效益第二,兼顾当事人利益衡平”的多重制度目标。结合我国生活垃圾组分和量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可能上升空间等等,框架立法体例是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的应然模式。通过筛选、识别我国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可能的适用对象（产品、行业和区域）,现在我国最为可能实施生活垃圾环境押金制度的废旧电池和包装废弃物,可分别采用消费者和回收处置企业双重押金制度和全国统一回收处置的具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