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13岁开始发表作品，15岁成名，被誉为“神童”作家。刘绍棠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刚健、苍凉之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独创了风格卓异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还提出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今昔交叉，城乡结合，自然成趣，雅俗共赏”的乡土文学理论。描绘、讴歌美好的生活，挖掘大时代与现实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展示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刘绍棠乡土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即表现、赞颂人世之美，即人的美，乡土生活的美，风光景色的美。在艺术形式上，刘绍棠弘扬了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追求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同时积极学习借鉴西方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含蓄、优美、形象、富有诗情画意和音乐性，受到广泛的赞扬和很高的评价。 本文从文艺地缘性理论入手，以此视角观照燕赵文化对河北作家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发掘燕赵文化潜意识以及在刘绍棠文学创作中的显现。强调地缘文化是以“文化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由于地域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历史文化浸润，每一个文化区域都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其深层结构，即地域的文化潜意识，不同区域的作家受其影响自然有着不尽相同的艺术风貌。由此，本文努力解读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某一地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将刘绍棠研究置于燕赵文化发展的历史流脉之中，对燕赵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质进行逐层梳理，加以阐释和评价，这本身即是在大文化观念观照之下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又具有可继承可延续的稳定性因素。在对刘绍棠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阐释时，本文首先认真梳理了燕赵文化性格的萌芽、形成、发展和变异过程，在这种梳理之中概括出孕育其中的燕赵风骨“慷慨悲歌”的内涵(不惜牺牲的反抗精神，不欺其志的侠义性格，不媚流俗的豪爽情环);这一切成为阐述具体文学现象审美价值的坚实支撑。在此基础上，又详细阐述了燕赵文化的子系统—北运河文化，然后，结合文本分析了刘绍棠小说创作浓郁的燕赵风情，纷繁的世俗生活图景及鲜明各异的人物形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带有作家个性特征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