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把家族主义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核心和重要的特征,并从父权、刑法、亲属复仇、行政法、婚姻制度等方面,以大量的法律规范和案例予以佐证。这一论断对于中外中国古代法律研究的影响都很深。但是仔细研究这些案例,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许多难以用家族主义解释的矛盾。同样是消解国家权力的行为,法律对于父权的限制就要比对亲属复仇的限制要宽松;对亲属复仇的处理在案件之间差异很大,有时加以宥赦,有时严格依法惩处,似乎没有一定的规律;对亲属之间盗窃的处罚原则与亲属间其他犯罪不一致;容隐、缓刑免刑等制度不适用于反叛君主和国家的重罪;行政法中关于官吏任职的规定很多是与家族无关的……惟有将法律视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才能明白前述种种看似矛盾的法律规定在巩固皇权、维护国家秩序的目的上其实是具有一致性的。即使是明清时期出现的宗族乡约化的现象,族规的大量涌现,也没有偏离这个目的。国家把家庭、家族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一方面通过维持家长对国家承担维持家内秩序、进行教化的权力,另一方面将家户再行编制,这样就实现了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牢牢控制基层社会,从而维持国家统治的目的。之所以法外施恩,旌表孝道,也是为了“移孝做忠”。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特征很难说是家族主义的。虽然其中有很多以尊卑长幼、远近亲疏关系为基础制定的规范,但是作为帝国的法律,还要规范官僚制度、军事、对外关系等多方面的关系,实不是家族主义可以解决的,其更根本的精神应当是国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