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与“分”层面上实现农业经营体制有效结合,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增进农村生产活力、促进农民持续增产增收,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小农经济过度分散造成交易成本过大,导致任何普惠制投入都陷入“精英俘获”的困境,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能够提供金融、购销、科技等全方位、多层次服务,具有其他形式农民合作组织或个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本文梳理了我国大陆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进一步厘清我国大陆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自身特点。在访谈基础上,依据发育机制的不同将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分为农民自发型、政府主导型以及科研院所主推型,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目前三种不同类型运行机制具有较大差异性,其中农民自发型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更自觉地依托村社的血缘地缘关系对在地化的各种专有技能和资源进行广泛动员与吸收,政府主导型最大特点体现在对政府资源的整合,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科研院所主推型虽具有相对完备的“顶层设计”,但恐将难以在实践中操作前行。本文运用相关性分析方法,探究运行机制与运行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运行机制与运行绩效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认为要重视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合法性问题及外部性因素介入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规范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在借鉴日韩台地区农协(会)实践与发展经验的同时,认为我国大陆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存在着外部资源良性介入与村社理性内部化相结合的机制,更好地帮助农民摆脱合作困境,形成创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