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直接投资经营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国家投资经营法是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早期我国学界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但由于90年代兴起的“私有化、国企改革浪潮”,才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国家投资经营法存废、地位等问题的争论。以漆多俊教授为代表的“国家调节说”理论,认为国家投资法是经济法体系三构成之一,并通过市场调节三缺陷——国家调节三方式——经济法体系三构成的内部逻辑性给予了有力论证。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为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救市措施,其中包括运用国家直接投资的方式,、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效果。以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和中国的“4万亿人民币国家投资计划”为例,国家直接投资的调节方式凸显其规模大、力度强、见效快等优势。实践证明国家直接投资是各国调节社会经济的有效手段,也再次印证了“国家调节说”理论的正确性。然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在投资决策、实施等过程中并未足够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我国要更好地运用国家投资方式调节社会经济,应对当前危机,就应当明确在金融危机下对国家投资法基本原则的具体适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现阶段国家投资法律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当前金融危机为立法契机,从投资主体、投资程序和投资责任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国家投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