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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由非典事件引发的行政问责在我国得到极大的关注,很多学者纷纷撰文来探讨这一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从“孙志刚”事件到“躲猫猫”事件,从周正龙的“虎照之争”到郑州市市民的“抛雪问责”事件,无不体现出公民要求参与行政问责的强烈愿望。与公民积极参与行政问责的实践相比,理论上的研究相对滞后。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践分析和理论探索。论文分为引言和正文和结束语三个部分,在引言中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研究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工具。在正文部分首先探讨了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必要性。要探索行政问责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就必须了解行政问责的含义及其要素以及公民参与的内涵及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清晰的得出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具有其自身必然性的结论,它不但是现代民主行政的需要,而且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其自身也具有重大的作用。其次,分析了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背景及现状。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前提首先是公民要有知情权,在对行政行为具有知情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另外,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兴起离不开一定社会环境,了解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社会环境,通过实例分析我们才能够把握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然后,分析了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原因。以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是在行政问责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程度有限,另一方面是行政问责中公民参与的效果有限。究其原因,从社会环境来看我国官场没有“行政问责”的习惯,社会没有“行政问责”的氛围。从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来看,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从公民参与渠道来看,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有效渠道匮乏,亟待创新。从公民参与文化来看,我国公民受到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公民参与问责的文化滞后。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有效进行。最后,探讨了推进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思路。首先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等措施改善公民参与问责的环境,为公民参与问责创造条件。其次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用这些刚性条件来保障公民参与问责的有效进行。第三,在此基础上创新公民参与问责的渠道,让公民通过非政府组织或网络积极参与到行政问责中来,并强化政府对公民的信息咨询和问责回应。最后还探讨了培育公民参与问责文化以及国外公民参与问责的经验借鉴。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能够解决行政问责中的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公民积极有效地参与到行政问责中来。